願軍投降。
志願軍首批釋放戰俘獲得成功，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讚揚與鼓勵，他在第二次戰役發起的前夕，即11月24日給志願軍總部領導人的電報中說： 你們釋放美俘的行動，已在國際上收到極好的效果。請準備於此次戰役後再釋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第二次釋放戰俘是在漢江前線，共釋放132 人，其中美籍41人，英籍5 人，澳大利亞籍3 人，南朝鮮軍83人。以後在各決戰役中各兵團都自行釋放過多批戰俘。特別是一些重傷戰俘，在敵機敵炮層層封鎖的條件下，要抬出戰場是非常困難的，延誤時日就會死亡； 扔下不管，又不符合我軍的革命人道主義精神。於是，志願軍第40軍就對重傷戰俘進行初步包紮治療後，設法送還到敵人的陣地前沿，私人財物分毫不動，再留下食物和飲水，用白布寫上“美軍負傷戰俘”的英文縮寫字樣，以引起對方注意並防止空襲； 在有陣地廣播站的地方，就用高音喇叭通知敵人及時接運回去。這種創造性的做法，從第二次戰役開始，在整個志願軍前線部隊中得到普遍推廣。
1953年3 月間，我在鐵原西北“丁字山”前線，曾親眼見到過這樣的情景。一天夜間，美軍一個偵察小組想來捕捉志願軍的哨兵，遭到痛擊後丟下1 名重傷員，其餘的人狼狽逃回。第二天晚上，志願軍就將這名經過包紮的傷俘送回到了敵人陣地前沿。美軍接回這名傷員後，透過陣地廣播站用華語播了一條“新聞”： 聯軍在前沿緩衝區內運回了被共軍送還的聯軍重傷士兵1 名。這是不打收條的收訖迴音，不說“感謝”二字的感謝表示，意在下次再有“聯軍”的重傷被俘人員，還希望志願軍能夠照此辦理。
這樣的事，連李奇微這位“聯合國軍”總司令也深感新奇，頗為欣賞。只是當他在位之時不便公然說出口，直到朝鮮停戰14年後才寫進他的回憶錄： “……中國人甚至將重傷員用抬架放到公路上，爾後撤走，在我方醫護人員乘卡車到那裡接運傷員時，他們也沒有向我們射擊。”李奇微在同一本書中還寫了這樣一段話： “如果說我們的國家進行過的戰爭中，有一場可以稱得上不為人所理會的戰爭，那末朝鮮戰爭便是這樣的戰爭。”這話，語氣是平靜的，怨氣卻是飽和的。從這一段話裡，也可以看出在朝鮮戰場上美軍不可能對戰俘採取明智政策的根本原因。
與美軍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在執行俘虜政策時，對美軍官兵或擒或縱，都顯得那麼光明磊落，無可指摘。這是正義之師的特有優勢和自豪，任何不義之師都將自嘆不如而無法效仿。
第68節
每一個戰俘中隊的俱樂部裡，都張貼著由戰俘們自辦的油印小報。這些小報的名稱有：
《和平鴿》、《火炬》、《時代》、《新生活》、《向著未來》、《迎接明天》等等。版面都很活潑，除了國際新聞、前線戰況和社論外，還有各種各樣的專欄，諸如家鄉通訊、體育訊息、讀書心得、電影評論、科學技術、小說連載、回憶錄、小故事、雜文、漫畫、歌曲、橋牌和棋藝、問答比賽、友誼信箱、謎語、樂器講座等等，稱得上豐富多彩、圖文並茂 。
凡是閱覽過這些小報的志願軍工作人員，無不暗暗地稱讚戰俘們的文化素質。幾千名戰俘中，只有4％左右是真正的文盲，其他絕大多數都是高中文化程度，約10％的人是大專文化程度，而所有軍官幾乎全部都是大學畢業生。如果撇開軍隊的不同性質，單純從文化程度上與當時的志願軍相比，其差距是十分驚人的。
志願軍陸軍部隊的一般連隊中，文盲佔極大多數，只有少數人上過小學和極個別的初中生，幾乎找不到高中生和大學生。我到過一個駐守上甘嶺的連隊，一位文化教員告訴我，他所在的連隊總共140 人，只有2 名“知識分子”，一名是他本人，高中一年級肄業，一名是連部文書，高小畢業； 其他有幾位連排幹部剛剛經過掃盲教育，只能識二三百字。這位文化教員統計出一個有趣的數字： 全連按人頭算，平均每個人僅識字35個。這樣的文化結構，當然是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造成的結果，責任不在志願軍本身。所幸的是，這樣低文化的部隊為正義而戰，照樣打敗了高文化的現代化侵略軍，文盲兵照樣叫外國大學生官兵繳槍當俘虜。
西方軍隊的官兵們，一當他們脫離侵略戰車前成為正義之師的戰俘之後，良知得以逐步復甦，他們的文化素質便開始顯露出了光彩。戰俘小報，便是一面折射這種光彩的鏡子。 二 戰俘們不滿足於中隊範圍內的小報，也不滿足於各中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