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何幫他懂得形式邏輯的方法，導數和微分幫助他理解邊際學派的觀點。他對進化論、相對論、量子論都並不陌生。他認為研究經濟的目的是推動歷史前進。經濟總是特定歷史範疇、特定社會形態下的經濟，不可能是簡單的用一個數學公式就可以表達的東西，因此，研究經濟就一定要研究歷史。他說馬克思的《資本論》本身就是一部經濟史。他對當時的《資本論》的某些譯文不滿意，自己動手譯校了其中若干章節。有許多人們關心的問題，例如中國的封建社會為什麼這麼長？為什麼資產階級首先在歐洲產生，資本主義只能首先發源於英國？法國大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間為什麼有那麼多共同點？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獨立後的社會體制和第一代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有什麼關係？……這一切不是單純地在經濟學範疇內兜圈子可以找到答案的。他認為只靠一個國家總結出普遍性規律是不成熟的做法。早在50年代，他已看到當時蘇聯經濟中的弊端，他認為南斯拉夫正在試驗一種新的模式，但是中國是一個大國，不能照抄照搬外國的東西。他十分重視對實際情況的調查。1958年後“下放”農村勞動，除了結合讀書寫了大量筆記外，還收集了大量農村經濟發展變化的材料，進行多方面的研究和論證。可惜的是這些調查資料和筆記，早在文革以前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時毀於一旦。他認為中國之所以會發生反右派反右傾之類的事，是和中國歷史的傳統意識形態、封建時代的哲學包袱分不開的。對這方面估計過低將會犯錯誤。他把自己遭到的不公平待遇和古今中外歷史上的事件作了比較之後，心情變得冷靜而充滿理智，對自己反覆多次長期身處逆境，並不怨天尤人，處之泰然。相反，他對歷史充滿了信心。他認為歷史總是在前進，現在比過去總要好一些。他認為中國要建成高度民主的社會，最有效的做法是提高文化水平，而提高文化水平最有效的辦法是提高生產力。他認為只有充分吸收了前人智慧的精髓，才有條件去發展前人的成果。他說這好比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對牛頓力學來說是一個發展，非歐幾何對歐幾里德幾何是一個發展一樣。他不贊成從資產階級的字典裡找名詞來“補充”馬克思主義，他對各種簡單化的“批判”、“否定”總是不能滿足。他說居里夫人的下面一句話對他最有教益：“即使在人類知識寶庫裡投進一粒沙子也是偉大的。”他用這句話勉勵自己，克服了精神上物質上巨大的壓力和困窘，以圖書館為家，身處斗室而不以為苦，在常人不能設想的那種孤寂和清貧的環境下，孜孜不倦地讀書、學習。在他去世以後，翻檢他的日記，我驚異地發現，在1972至1974年這兩年中，除了生病被迫休息，除了寫作以外，全部時間都在讀書，其速度有時可以達到兩三天一本書，書名可以列成長長一大串。
他是歷史的樂觀主義者，又是歷史的現實主義者。他認為理想是遠大的，而步驟只能是逐漸進行的。在那陰霾彌天的日子，他始終關心和注視著我們國家民族的未來，並且沒有一天忘記夢寐以求的我們國家有一天能夠在世界上騰飛。
顧準，終其一生，只是為了追求真理，此外，別無所求。他的追求真理的足跡，一直延續到他生命的終止。
四
對於30年代老一代的會計界，顧準這個名字並不陌生。但是，顧準之從事會計研究，多半是為生活所迫，出於職業需要，並不是出於一種對學術研究的自覺的選擇，也沒有把會計研究作為生活的直接目的，更沒有醉心於自己在會計研究這個領域內所已經取得的成就和地位。在30年代的當時，顧準確實把撰述會計學著作只是當作一種謀生的手段，掩護革命活動的工具。因為與革命活動相比，會計研究不能不處在從屬的地位。這當然絲毫不含有對會計學有任何鄙視或貶低的意思。因為如果我們承認現代會計是這樣一種對社會各種經濟活動運用科學的原理和方法進行記錄、計算、核算的工具，那麼，它既能為資本主義服務，理所當然也能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服務；如果我們承認社會經濟活動不能沒有核算的話，那麼，會計倒應當是萬歲、萬萬歲的。
1962年，顧準“下放”勞動回來，重返經濟研究所，受孫冶方委託，再次進行會計研究。這是完全不同於30年代，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社會主義會計理論和實踐的一種探索。他留給我們的著作有《會計原理》、《社會主義會計的幾個理論問題》兩書。《會計原理》為作者對我國社會主義會計實踐進行調查研究以後的系統著作，原計劃寫七篇，《會計原理》是其中第一篇，其他六篇只留下提綱，未能終篇。此書成稿於1963年，幾經周折，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