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子女還小，在“左”的毒霧籠罩大地的哪個年代，他們只能從兩次戴上右派帽子這個簡單明白的事實去理解他們的父親，而他為了“保全”他的子女，為了不“害”他們，只能接受“劃清界限”這唯一可能的選擇。1974年11月初，他病危住院，我再度去北京到醫院去探望並陪伴護理他時，他除了十分冷靜地對我說，“這次前門進來，將從後門出去了”之外，向我表示，希望看看他所有的子女，他“寬恕”他們，也希望他們“寬恕”他。我忠實地轉達了，也作了努力。然而，在哪個把謬誤當作真理、事非顛倒的年代，他的“寬恕”並沒有能夠換來他的子女的“寬恕”。1972年，年近九旬的老母，當她得知她的兒子受盡苦難，已經回到北京想見一面時，因為他的妹妹不同意（1965年以後，母親移居顧準的妹妹家，直至1975年，移居上海），而顧準和母親為了“照顧大局”（顧準的妹夫此時身居“要職”），不要為此惹出麻煩，放棄了母子相見這種天倫的願望，忍受了咫尺天涯不得一見的痛苦折磨。1974年，顧準病危，老母堅欲一見。考慮到此時年已九旬的母親，在這種情況下與垂危的愛子相見，很難逆料不會產生什麼意外，我只好再三勸阻，母子終於不能相見，成為無可彌補的終生遺憾。
歷史學家會從整體上把它視為歷史的悲劇。然而妻子含冤而死，子女堅持“信念”而斷然與父親“劃清界限”，年近九旬的老母咫尺天涯，致死不能一見，所有這一切個人的不幸，對於一個一樣有著七情六慾的人來說，需要作出多大的犧牲才能忍受。魚與熊掌，個人、家庭的幸福和對真理的追求，在我們這個時代，本來並不是絕對的對立物，並不是水火不相容、不可得兼的，然而，在那個年代，只是為了“保留自己的這種追求”，他卻不得不作出這樣的選擇。
在1934年到1974年這4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從事黨的實際工作。在黨的實際工作中，他善於把革命的理論、黨的方針政策和自己的實踐相結合。1936至1939年，他在上海從事黨的地下鬥爭。為了適應當時險惡的政治環境，他提出並運用“聯誼會”這種政治色彩並不濃、更容易為群眾接受並且能夠獲得合法地位的組織形式，把廣大職員群眾（包括上層職員、店員、學徒、練習生）吸引、團結到這些群眾組織中來，在這些群眾組織的掩護下，黨組織能夠更有效地發現群眾中的先進分子並且在他們中間進行日常的艱苦的教育工作，發展黨員，把黨的基層組織建立到企業中去，使黨組織在群眾中紮下根子。這樣，就把黨的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更好地結合起來，也完全符合“隱蔽精幹，長期堅持，積蓄力量，以待時機”——黨在白區工作的方針。然而它卻被稱為“聯誼會路線”，被批判過。
上海，是我國的經濟中心。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當時面臨的形勢是：不僅要和敵人的封鎖、轟炸和社會上猖獗一時的黃金、銀元等投機活動作堅決的鬥爭，還要從財政上支援此時尚未完成的全國解放事業和緊接著的抗美援朝戰爭，並在爭取財政經濟根本好轉的歷史任務中作出積極的貢獻。顧準當時擔任財政局長兼稅務局長。鑑於上海大型工商企業一般均採用比較健全的現代會計制度，為了更好地完成財政稅收任務，從實際出發，提出“查賬徵稅”的方法，並發動職工群眾予以監督檢查。這個意見得到陳毅市長（兼上海市委書記、華東局第二書記）的支援。顧準並進一步予以完善，確定為“依率稽徵，專管查賬；職工協稅”；對中小工商業戶，帳冊健全的，依法交稅；其他則採取定期定額納稅。顧準這個意見，因為得到陳毅的支援，得以有效的執行，但是顯然與當時有關上級領導部門的“民主評議”徵稅方法的規定不一致。
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我們黨的基本思想路線。但是對於敢於獨力思考，敢於結合自己的實踐提出有創見的意見，並不是所有負有領導責任、手中掌握決策權的人都表示歡迎的。在那個個人迷信盛行，造神運動熾烈，政治權威可以代替客觀真理成為時代特徵的年代，一切拂逆領導者的言論、意志的言行，都會被視作異端邪說，因而受到打擊，是並不奇怪的。顧準在1952年被認為“目無組織，自以為是，違反黨的政策，與黨對抗”等等，自此以後，又接二連三受到不應有的錯誤處分（均已平反），也就成為可以理解的了。
顧準勤奮好學，善於思索。他沒有把自己侷限、封閉在某些知識領域內。1953年，調去建築工程部工作，為了搞建設，他從初等代數學起，進而學平面幾何，乃至微積分。他認為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