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企業支部；百貨公司委員會，下面有永安、先施等百貨公司企業支部；益友社支部；保（險業）聯支部；綢布業支部；海關支部；電臺支部；職婦支部等。直屬職委的還有職協（上海職業界救亡協會）黨團和《職業生活》編輯部。
1940年8月，顧準離開上海到蘇南抗日根據地。自1940年至1945年，他的足跡從蘇南、蘇北解放區直至延安。1945年日本投降，自延安回到華東。這期間，他曾先後擔任過中共蘇南路東特委宣傳部長，澄錫虞工委書記，江南行政委員會秘書，蘇北監阜區行政公署和淮海區行政公署財經處副處長。1943年3月去延安，在中央黨校學習。日本投降，1946年1月回到華東後，先後擔任中共中華分局財委委員，淮陰利豐棉業公司總經理，蘇中區行政公署貨管處處長，山東省財政廳廳長。上海解放前夕，任青州總隊（接管上海財經工作的一支幹部隊伍）隊長，積極準備接管上海。1949年5月，隨軍回到剛解放的上海。
進入上海以後，面臨的不僅是繁重的接管工作，還有支援全國解放（爾後是抗美援朝）和爭取我國財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等遠為艱鉅得多的嚴重任務。這期間，他曾擔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局長，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兼），上海市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兼）等職。1953年調至北京後，曾先後擔任中央建築工程部財物司司長，洛陽工程局副局長，中國科學院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副主任，1956年入經濟研究所（現屬中國社會科學院）任研究員（兼），1962年，重返經濟研究所。
從1952年至1974年12月病逝，這22年，對顧準來說，“艱難坎坷，歷盡折磨”這八個字差可描繪。1952年的“三反”運動，他受到了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錯誤處分；1957年和1965年，又兩次被錯誤地劃為右派分子。1965年9月，當我知道他已經確定將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在家裡等待處理的時期，我有很多感想和回憶，曾經寫了下面這首詩：
兄年十有三，稚氣猶未除；
為覓衣與食，獨力負重荷。
老母有所養，弟妹得庇護。
茹苦復含辛，二姊因殤殂。
兄慧驚不殊，少年結碩果。
狼煙彌四野，從此投干戈。
孤燈照慈顏，夜夜守門戶。
黯黯夜深沉，茫茫瞻前途。
殷殷期奮發，得兄助最多。
離別三十載，相聚曾幾度。
漫步古長城，偕遊所獨無。
把盞逢故友，共話傾積愫。
憂患任天下，卓見有明珠。
奈何書生氣，豈能展抱負。
樂乎知天命，期頤養天年。
情在手與足，憫夫上斯言。
詩的意思是明白的，其中有對過去幼年時代歷史的回憶，也有弟兄之間不加掩飾的感情。詩寄出後，沒有反響，保持沉默。不久，文化革命把這件事從我的記憶中徹底掃蕩了，沒有留下一點蹤影。1975年，顧準去世幾個月之後，當我整理他的遺物時，驚異地發現居然被他鄭重其事地抄錄了一遍，而且冠以《贈詩》的標題珍藏起來時，我感到了這裡面蘊含著的對它的感情的份量。我知道，他歷來主張“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會同意“期頤養天年”這種消沉的調子，然而不忍佛逆我這一番善良的心意，這大概就是他保持沉默而又把它珍藏起來的隱衷，我推想。然而，我進的“斯言”畢竟太遲了，因為距此不久，一場幾乎沒有人能夠抗拒的災難降臨了。在這場滅頂之災中，顧準遭遇了妻死子離的厄運，只剩下煢然一身，1968年4月，妻子汪璧被迫害致死，死後也未能獲見一面。現在，這一切都已成了過去的歷史。不無遺憾的是他在生前未能親自看到對自己的平反昭雪，恢復自己原來的形象。不過，我相信，他對此是會十分坦然的。
三
“為了追求真理，為了對真理的追求，他獻出了畢生精力和生命，獻出了自己的榮譽和地位，獻出了對同志、乃至對親人的愛，為的只是保留自己的這種追求。”這是他外甥宋德蕃在一篇懷念他的五舅顧準的文章中說的一段話，我覺得以此來概括顧準的一生是確切的，不過分的。
1974年9月，距離他病逝只兩個多月，我（文革中）第二次去北京看他。有一次在紫竹院公園談起往事時，我曾對他說過魚與熊掌不可得兼，並對他加以勸慰，他苦笑了。這時，他的家庭早已不復存在，妻子汪璧早在19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