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政策。這樣，從一切方面看來，由雅典為領導力量，透過提洛同盟和雅典帝國來實現希臘民族的統一似乎是有希望的。以後希臘，世世代代的歷史家，鑑於雅典民主的進步性，鑑於古典時代希臘文明以雅典為中心獲得了光輝燦爛的成就，都對雅典未能完成這個歷史任務而深表惋惜，確實不是沒有理由的。
① 波斯帝國崛起之初，首先併吞了領土跨及小亞細亞東部的米地帝國。希臘人因為比較熟悉這個帝國，所以也把波斯人叫做米地人。波斯戰爭前夕，凡對波斯帝國採取屈辱的投降政策，向它獻了“水和土”，以後又出人出錢參與了波斯進犯軍的諸邦，被稱為“米地化”了。
然而事實上雅典確實沒有能夠完成這個任務。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公元前5世紀60年代以後雅典對波斯，對斯巴達政策的錯誤，大略經過，我們在次節內馬上就要予以介紹。然而根本的原因，還在於自治城邦的精神和民族統一的原則之間，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我們還不妨大膽推測，當時的任何政治家，不論他的指導政策如何正確，也沒有力量足以克服這個矛盾。
城邦的根本精神是自治自給，是完全的主權和完全的獨立，這是希臘文明創造性的特徵的根本來源。各城邦之間的激烈競爭和導致的傾軋不和，以至經常發生決鬥性質的小戰爭，是其致命的弱點，然而這是隨著它的特殊優點即創造性而俱來的。如果聽令這種“城邦本位主義”①照原樣發展下去，它的優點固然可以大為發揮，經濟和文化發展因經常獲得刺激而大步前進，它那種弱點也無法消除，這種弱點，在強敵侵犯面前尤其是致命的，小亞細亞諸城邦長期甘居波斯軛下，並且不惜出人出兵參加波斯對希臘本土的進犯，幾乎陷蓬勃發展中的希臘文明於死地，是此種弱點的集中表現。幸而城邦制度的民主精神激勵了希臘人的堅決抗戰，城邦希臘在嚴峻的考驗中獲得了勝利，但是，根深蒂固的自治獨立的要求，使得城邦希臘在滅亡威脅面前戰勝了強敵，卻沒有能夠通得過勝利的考驗。
① 城邦本位主義是用我們的政治術語來描述城邦制度的根本精神。西方史家往往把這種精神描述為一種宗教現象，稱之為“城邦崇拜”——指每一個城邦的公民把自己的城邦看做實現公民集團共同善果的唯一途徑的那種意識形態。見下引貝爾克爾（Barker）的那段話。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即以此種意識形態作為他的政治理論的根本前提。
城邦雅典在提洛同盟－雅典帝國內對盟邦採取的態度，有的歷史家稱之為“上邦政策”（塞爾格耶夫），即儘可能把盟國降為出錢買得和平，然而削弱了它的主權，使它的公民不再有尚武精神的那種附庸國家。與此同時，又透過各種途徑，把它自己的公民培養成為“上馬殺敵，下馬議事與審判”的群眾政治家，時間愈久，盟國愈感到屈辱，無法忍受。一旦有事，它們勢必要提出“一切城邦都有權自治”的口號來反對雅典，這樣看來，有自治城邦這個原則存在，雅典帝國的基礎一開始就是不穩固的。
那麼，可不可以設想，透過統一運動把提洛同盟組成一個聯邦，或者，雅典把它的公民權慷慨地賦予一切盟國的公民，使同盟成為一個統一國家呢？我們記得，雅典本身就是透過統一運動，把10多個很小很小的城市集合成為一個統一城邦的。我們還知道，雅典帝國成立以前，希臘中部的彼奧提亞同盟，是8個城邦組成的同盟，各城公民保留本城公民權，又另外創設一種同盟的公民權，各城公民都有雙重的公民權，而同盟的執行機構是各城邦平權選舉出來的。既然有此先例存在，倘使提洛同盟成立之初，雅典的政治家採取這種顯明的政策，提洛同盟不就可以長治久安了嗎？
然而這是不可能的。提洛同盟成立於希波戰爭雅典勝利的頂峰，雅典人既然蒙受瞭如此巨大的犧牲，又對勝利作出瞭如此巨大的貢獻，盟邦是雅典人把他們從波斯軛下“解放”出來的，雅典公民勢必自視為理當獲得特殊權利的解放者，在民主傳統如此悠久的雅典，任何政治家都不可能違背這種群眾情緒，所以平權同盟也好，透過把雅典公民權給予一切盟邦的這種統一運動來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也好，事實上都是行不通的。這是提洛同盟成立那個短暫時期的形勢。那麼，也許以後這種感情會平淡下去，平權同盟或統一運動應該是可能的了？
答覆還是否定的。一方面，城邦雅典從帝國所得的特權日益成為既得權利，時間愈久，變更愈難。另一方面，彼奧提亞同盟也好，雅典的統一運動也好，都限於十分狹小的地域，在地理上，它們都沒有超出城邦原則所允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