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任何一個正常男人置身這樣的環境中，都不大可能不會“幸酒，樂燕樂”。
況且太子正處於青春期，一不小心沉迷於酒色，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但父皇的質疑和排斥，無疑加劇了劉驁的困惑與憂懼，使他更加義無反顧地逃向酒色的刺激，以求得短暫的解脫，直到漸漸發展成為頑固的心理依賴，從而徹底毀掉了這棵曾經的“好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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躊躇滿志的青澀新君（1）
劉驁即位的時候已經21歲。
在當時看來，這樣的年齡已經算不上是很年輕了，但一下子隻身墜入虎窩狼穴一般的皇位，他依然顯得力不從心，笨拙而又被動。
師傅張禹應該是劉驁一生最信任的人，但此時卻遠在東平國做內史。劉驁身邊連一個商量的人也沒有，只能轉而依靠大舅王鳳。
劉驁自小就與王鳳及生母王皇后一起，在傅太后的排擠之下膽戰心驚地“相依為命”。因此，他對王鳳有一種特殊的依賴心理。這是一種常見的舅甥親情。
作為冊立多年的太子，劉驁在即位之前，應該對自己即位後的為政方略有過一些思考和準備，但卻不會太多。因為父皇發出的強烈質疑和更立太子的訊號，使他的生活基本上處於誠惶誠恐的狀態，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用於思考如何確保自己的太子地位上來。作為一位天資平平的儲君，他大概也不敢大張旗鼓地利用太子的特殊身份編織自己的黨羽集團。因此對即位之後的為政方略，也不可能有充分思考和準備，更談不上老辣和遠見。
人事和權力的重新分配，是任何一位剛剛登基的皇帝都必須要思考的首要問題；同時也是剛剛就任首輔（大司馬大將軍）的王鳳需要考慮的問題。
在新皇帝和新首輔之間，必定會存在著微妙的權力衝突。
元帝駕鶴西去後，留下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爛攤子：宦官石顯把持著中央權柄；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張譚在石顯面前唯唯諾諾；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雖然擁有元帝之舅及成帝岳父的雙重身份，可謂位高權重，但似乎很難獨當一面。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在西漢王朝並稱“三公”，是分別主管行政、軍事和監察的最高首腦。
按西漢初年的體制，太尉雖然是名義上的三軍總司令，不能直接控制和指揮軍隊，實質上只是皇帝的首席軍事顧問；但是，一旦遇到周勃這樣的人物，便有可能從“徒有虛名”一躍而為“名副其實”。武帝對這個官職進行過頗具創造性的改革：改太尉為“大司馬”，並在其後冠以“××將軍”之號。他的動機大概是為了避免軍權過於集中到一人手中，便想出這個好主意，讓大將軍衛青和驃騎將軍霍去病二人共同擔任“大司馬”一職，分別稱為“大司馬大將軍”和“大司馬驃騎將軍”。大司馬是加官，本身並無印綬和府屬，於是逐漸發展成為一個非常設的官職，主要授予掌握輔政重權的外戚。
由於元帝生前做了許多年的“甩手掌櫃”，使得石、匡、張三人完全形成了一個自成體系的“閉環”。既然元帝可以“甩手”，從理論上講，他們也完全可以讓新即位的成帝繼續做“甩手”。果真是那樣的話，恐怕成帝的結局便不會有元帝那麼好，他最大的可能是成為一個“靠邊站”的傀儡。
匡衡的後臺是史高和史丹父子；張譚則是石顯為了打擊馮野王才臨時推出的一個人選。他們二人與石顯都沒有很深的利益關係，只是出於畏懼才處處讓著他。史高去世後，史丹一心擁佑太子；張譚任御史大夫之前是成帝當年的太子少傅，雖說算不上元帝鐵桿的馬前卒，但至少不會為了石顯而與新君相對立。
另一方面，石顯一黨在朝中的“群眾基礎”極差，他的“黃金搭檔”恭弘已經去世多年。石顯的同盟中，稍微有點兒份量的只有少府五鹿充宗。石顯本人也曾積極擁護太子繼位。
成帝發現，自己只有打破原有的格局，重新分配朝廷的權力，才能真正把實權攬入手中。要打破這個格局的關鍵在於兩點：一是處理石顯；二是推出新的政治明星。
但是，新推出來的政治明星不能只是某一人或某一黨。這樣的話，便會“送走一個強盜迎來一個土匪”——必須讓兩個以上的勢力共同分享新的權力。唯其如此，成帝才能居間權衡，掌握主動。這是基本的政治常識。
但成帝的困難在於，除了大舅王鳳之外他幾乎沒有可用之人。
史丹倒是具備足夠的份量，但也有兩個問題：一是他對後房妻妾的興趣遠遠甚於朝中繁重的政務；二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