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更立太子的想法，況且，王皇后的為人向來謹慎，加上先帝又喜愛太子，我怎麼可能違背先帝的意願呢？駙馬都尉（史丹的官職）從哪裡聽說的這些話啊？
史丹頓首謝罪說：“愚臣妄聞，罪當死！”
元帝於是吃力地對史丹說：我的病越來越嚴重了，這回怕是好不了了。請你今後用心輔導太子，不要辜負了我的重託！
不久，元帝駕崩，太子劉驁即位，是為成帝。
歷史的軌跡總是在關鍵的時刻被某種極其偶然的因素所決定。
試想，如果元帝當初以一念之差，執意更立了太子，那麼，便不會再有王氏家族的崛起，歷史上或許便不會留下“王莽”這個名字。
果如此狀，西漢帝國的歷史必將會是另一番景象。
但是，歷史只有結果，沒有“如果”。
“好色”並非原則問題
其實元帝對劉驁也並非一直就沒有好感。
這位太子在少年時看上去還是一棵做皇帝的“好苗子”。雖然《漢書》對他這段時期的表現，只用了短短的8個字來描述——“壯好經書，寬博謹慎”，但也足可窺見其冰山之一角。
儒家經學在當時本來便是官學，加上師傅們的循循善誘和耳濡目染，太子“好經書”應該是意料中的事情。所謂“寬”，大概應該是指對人的態度寬厚；所謂“博”，雖然很難分析準確的內涵，但至少可以證明他不是一個狹隘或神經質的人；而“謹慎”二字，恐怕不僅僅說明了他的小心翼翼，應該也能或多或少地折射出他在思維方面的嚴謹。
劉驁那時住在桂宮。
桂宮是皇帝的嬪妃們居住的地方，它的東面是北宮，正南面是未央宮。未央宮的東面是長樂宮。長樂宮原本是皇帝聽政之所，自從惠帝以後便成了歷代太后當然的寢宮。
在桂宮、北宮與未央宮之間，有一條皇帝專用的馳道。馳道在宮城的西端為直城門，出了直城門便是宮城以外了。
有一次，元帝急著召見太子劉驁。劉驁從桂宮出來，不敢直接穿過馳道去未央宮，而是沿著馳道一直向西，出了直城門再繞回來，從未央宮北側門進去。
繞了這麼一大圈，自然便遲到了。元帝問他遲到的原因，他如實以對。
元帝為此大加讚賞，下令授予他橫穿馳道的特權。
但這棵“好苗子”沒過多久便讓元帝大失所望。隨著年齡的增長和身體的發育，他開始對酒和女人表現出超乎尋常的興趣，成天以此為樂（幸酒，樂燕樂）。
劉驁的這種轉變，讓元帝開始懷疑他是否適合做儲君。
當然，元帝的態度轉變還存在另外一種可能：“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或許他是想把皇位作為一個禮物贈予自己寵愛的傅昭儀，所以才挑太子的毛病。
在歷代皇室的父子關係中，如果沒有受寵的後宮女人作為支撐，皇子們與父皇之間的親情紐帶便會脆弱得經不起任何折騰。太子也不例外。
此時的傅昭儀早已徹底俘虜了元帝的花心，她的兒子劉康便自然而然地成為了父皇的最愛。
元帝更像是把太子的“幸酒，樂燕樂”當作了一個藉口或把柄而已，因為劉康“多材藝，習知音聲，上奇器之”。由此可見，元帝所稱的儲君之“能”，竟然是“多材藝，習知音聲”。
況且，無論對太子還是對皇帝來說，對酒與色的偏好應該都不是一個“原則性問題”——幾乎所有具備“雄才大略”之美名的卓越帝王，都在這方面有更加卓越的需要。遠的不必說，單說劉氏皇族的先人們，從高祖到武帝，哪一個不是這樣？
太子成天關在深宮中，不僅有高牆大宅的圍困，還有苛嚴規矩的約束。他的生活內容中，除了讀書寫字，大概不會經常有其他的內容。如此單調而扭曲的生存環境，其實和坐牢沒有什麼區別。
在這種精心佈置的“溫室栽培”之下成長起來的太子，人生的閱歷便有可能蒼白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如果沒有基本的人生閱歷為支撐，又如何能夠對抽象枯燥的“聖賢書”（太子的主要閱讀物件）有深刻的體會？更不用產生足夠的興趣來抵消生命的孤寂感。
在這種狀況下，女人與酒大概便是太子唯一的出路。
另一方面，太子所能接觸的人中，除了宦官和少量的正常男人（師傅、屬官和親戚）之外，便是大量的女人。
因此，除非是一個對“聖賢書”有特殊領悟力的天才，或者乾脆就是一個生理發育不健全的人——天生就對異性沒有能力或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