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宮嬪妃和皇帝身邊的音樂家們無人能為，但定陶王劉康卻能輕鬆做到。元帝對他的這手絕活大加讚歎，不止一次提及此事，“數稱其才”。
劉康系元帝寵妃傅昭儀所生，此人確實多才藝。元帝好幾次都想改立他為太子，時常令他“坐則側席，行則同輦”。
傅氏原本只是昭帝上官太后宮中的一名才人。元帝即位前便和她好上了，即位之後又專門為她設定了一個新的嬪妃品級——“昭儀”，地位僅次於皇后，與外朝丞相的等級相同。
大臣們對元帝更立太子的意圖深感憂慮。當然，最憂慮的還是太子的生母王政君和大舅王鳳，原因不言自明。王政君此時雖然貴為皇后，在元帝跟前卻說不上話。她這個皇后只是“榮譽職務”。他僅僅因為當年生下了皇長子劉驁（字太孫），才得以母儀天下。
宣帝生前也很喜歡這個皇長孫，親自給他起了“名”和“字”，還常常把他帶在身邊。僅從劉驁的“名”和“字”中，便不難看出宣帝“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味道：“驁”字是“千里馬”的意思；“太孫”則是“最尊貴的孫子”之意。從字面上看，“太孫”與“太子”相比較，只有輩份的區別。
面對這種危局，精明的王氏家族轉而向史丹尋求支援，並和他結成了牢固的同盟。
這無疑是一個非常正常的選擇。史丹在元帝的心目中，是一位亦臣、亦友、亦親的心腹之臣。由他來保全太子，不但有足夠的實力，而且名正言順（元帝本人曾親自下詔要求他“護太子家”）。
表面大大咧咧其實心思縝密的史丹，也在密切關注著元帝的動態。這一次聽到元帝如此頻繁地誇獎劉康，他便敏銳地感到了不祥的苗頭。於是進諫道：皇太子“敏而好學，溫故知新”，才能真正稱為“有才”；如果用音樂才藝作為衡量人才的標準，那麼後宮樂伎都在丞相匡衡之上，完全可以取代他做丞相了。
一句話便把元帝的噎住了——也只有史丹敢這麼說話。元帝竟然一時語塞，尷尬地乾笑了幾聲。
元帝本想“借題發揮”，再次釋放出更立太子的訊號，試探一下朝中大臣及左右近侍們的反應。只不過他這一次借的“題”實在太牽強，明顯有點兒站不住腳，才被史丹給擋了回去。
但元帝並沒有消除對太子劉驁的反感。
中山王劉竟是元帝最小的弟弟，從小便和元帝一起長大，讀書和玩樂都在一起，兄弟二人的感情非常深。建昭四年（公元前35年），劉竟去世。元帝非常傷心，便派劉驁以太子身份代表自己前去弔孝。
劉驁面見元帝時卻面無哀慼之容。元帝一下子便火冒三丈，憤然說道：“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
聯想起前一段時間自己對劉康的“借題發揮”被史丹擋了回來，元帝更加惱火，便把史丹召來，狠狠地斥責了他一通。
元帝本想利用這次機會再次放出更立太子的訊號，看看史丹還有什麼話可說。史丹免冠謝罪道：臣看陛下對中山王去世過於悲痛，擔心這樣下去陛下會影響陛下身體；正好遇到太子進見，臣便專門叮囑他不要當著陛下的面流露悲傷之情，以免讓陛下太傷感。這都是臣的錯！臣罪該萬死！
元帝相信了史丹的託辭，怒意稍解。
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的健康每況愈下。但他每次病重，都是傅昭儀和劉康母子二人伺候在左右，劉驁很少能夠進見。
身體稍有好轉，元帝便多次心事重重地向尚書詢問景帝當年更立膠東王劉徹為太子的先例。這顯然是又在釋放更立太子的強烈訊號。
皇后王政君及其兄王鳳（時任衛尉、侍中）、太子劉驁三人均憂懼不堪，不知所措。王鳳又向史丹求援。
作為元帝的心腹之臣，史丹自然有資格進宮探視病情。這樣的資格大概只與當事人和元帝之間的私人感情直接相關，與名義上的身份或官職沒有太大關係。
他瞅準了元帝一人獨臥的機會，徑自來到他的病榻前，跪伏在青蒲席上，涕流滿面地說：皇太子已經立了十有餘年，“天下莫不歸心”；如今見定陶王受陛下寵信，便有人四處造謠，說是他有可能取代太子。如果真是那樣，公卿大夫們必定會殊死進諫，不肯奉詔。臣願意做第一個死諫之臣，請陛下這就賜臣一死，以示群臣！
元帝向來優柔寡斷，在更立太子的問題上又始終舉棋不定。經史丹這麼一說，他便徹底放棄了廢立之意，喟然長嘆道：我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了，而太子和兩個皇子年紀又小，叫我如何不掛念他們？但從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