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軍門都尉卻不買賬，不客氣地說：“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
過了沒多久，文帝本人便到了，軍門都尉還是不放他進去。文帝無奈，只好派使者持旌節詔周亞夫說：朕是來勞軍的！
在西漢王朝，所謂“旌節”，便是把犛牛尾紮在竹竿上，作為皇帝的信物，見旌節如見天子。手持旌節者都是欽差，權力極大。
周亞夫見到持節使者，這才傳令開門放行。
但就在文帝的車隊進門時，衛兵還提出要求：周將軍立下規矩，車騎在軍營中不得驅馬疾馳。
文帝的車隊只好拉緊韁繩慢行而入。
皇帝車駕到了中營，周亞夫站在大帳外恭候。但他卻只行軍中拱手禮，而不行臣子的跪禮。他對文帝說：穿甲戴盔的軍士不能跪下行禮，只能行軍禮。
這一系列的“冒犯”，在當時看來，足可以大不敬誅之。
但文帝卻深受感動，為之嚴肅俯身憑軾，以示敬意。使人鄭重宣告說：“皇帝敬勞將軍。”這6個字中，文帝用了一個“敬”字。
文帝禮畢而去，車隊駛出軍門時，隨行群臣皆驚。文帝卻大發感嘆道：“嗟乎，此真將軍矣！曏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
文帝稱亞夫之善者久之。月餘，匈奴警報解除，三軍皆罷。文帝隨即拜周亞夫為中尉，全權負責皇宮安全。
文帝臨終前曾專門告誡太子劉啟說：如果有發生緊急情況，周亞夫可將兵擔大任。文帝駕崩後，景帝即拜周亞夫為車騎將軍。
西漢朝的“將軍”一職，地位非常高，俸祿萬石，與三公同等，位在九卿之上。
劉邦把握歷史的機遇，以武力取得天下，但他的核心團隊成員多起於布衣，都沒有治國的經驗；而秦朝以法家治國，法律體系非常健全，雖然其中確有大量苛法惡令的成分，但只要用心剔除修正，便是一個很好的體系。因襲秦法成為初生的西漢王朝唯一的選擇。
立國之初，相國蕭何曾經結合國情對秦法進行過一次全面系統的修訂。這次修訂主要是對秦法做“減法”，形成盜律、賊律、囚律、捕律、雜律、具律及戶律、興律、廄律等九章。
首開“言論自由”的先河（3）
但這次修訂顯然並不盡完善，其中還存在諸多不合理之處，尤其是仍然被蕭何保留下來的那些苛法惡令。
公元前173年，齊國太倉令淳于意因罪獲肉刑，被詔獄（關押欽犯的監獄）獄吏押送長安。
淳于意膝下無子，只有5個女兒。被獄吏逮捕時，他便抱怨女兒們說，都是因為沒有生兒子，才在關鍵時刻無可依賴。
淳于意的小女兒淳于緹縈聽了父親的怨言後非常難過，便跟隨他的囚車一起來到長安，給文帝上書說：臣妾的父親在齊國做官，齊國父老都稱讚他為官清廉公正。如今他因罪獲肉刑，今後即使想悔過自新都沒有辦法了。懇請陛下批准臣妾去做官奴，為父親贖罪，給他一個自新的機會。
文帝看了淳于緹縈的上書，憐悲其意，惻隱之心大發，於是便給御史大夫（最高監察長官，相當於副丞相，位列三公）馮敬下了一道詔書，要求他修訂有關律法，廢除肉刑。
文帝的風格，頗有些大禹“下車泣罪”的味道。從詔書風格來看，他時時處處都在自責，與大禹“百姓有罪，在於一人”的道德頗似。
這種在詔書中自咎自責的風氣，一直延續到西漢末期，但與他首開“言論自由”之風一樣，也被他的子孫們只當作了掛在嘴上的套話。先輩的優良傳統被後輩演繹成蒼白而空洞的套話、官話、廢話，大概不僅僅西漢王朝才有，歷朝歷代都難免。
馮敬接到詔書後便去找丞相張蒼商量具體的落實措施。
張蒼在秦朝是主管四方文書的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他在劉邦攻克咸陽時，被赦免了死罪，重新起用為西漢王朝的官員。
馮敬和張蒼商量下來的結果，是不主張廢除肉刑，只做如下改進：
其一，將“黥刑”改為“城旦舂”，即男犯罰修長城，女犯罰舂米，為期均為4年。
其二，將“劓刑”改為打300大板（或鞭）。
其三，將“斬左趾”改為打500大板（或鞭）。
如此等等。文帝批准了他們的意見。
犯人被割了鼻子或剁了腳，雖然落下殘疾，但至少可以保全性命；但很少有人在捱了300或500大板後還能活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