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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細節值得推敲。在正史（《史記》、《漢書》、《資治通鑑》）的記載中，沒有註明是哪位官員向文帝提出了冊立太子的建議。
如果說是這位官員是名不見經傳的普通朝臣的話，那麼，這麼大的事情通常應該有重量級的大臣，在當時如周勃、陳平、灌嬰等人參與意見。
但在整個事件中，與文帝進行言辭往復的，只是一個含糊的名稱——“有司”，就是某位官員的意思。合乎邏輯的推理是，這個“有司”也是文帝安排的“槍手”。正因為是自己安排的槍手，而且還沒有在群臣中進行哪怕是小範圍的討論，文帝才敢如此大膽地放出冠冕堂皇的話來進行一番“火力偵察”。
君、臣之間的言辭往復全過程都在文帝的掌控之中，“火力偵察”的結果令文帝長舒了一口氣：還是“有司固請”，冊立皇長子劉啟為太子，即後來的景帝。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開國重臣們，尤其是陳平、周勃這樣的“平呂”功臣之高明之處，恰恰在於沒有參與冊立太子的討論。他們剛剛透過政變把文帝扶上大位，如果再在冊立太子的問題上評頭論足，則無異於自取滅亡。
在一個組織中，無功的人追求立功，但功高者卻要想盡辦法避免“功高震主”。因為一旦“震主”，則必然“身危”。
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文帝在這場對白中也鮮明地流露出他思想深處的“憂天下”情懷。以他一生的表現來看，這種情懷的流露絕非是在刻意做秀。
公元前179年，即文帝元年五月，文帝下了一個倡導“言論自由”的詔書，廢除以誹謗、妖言治罪的條法，以廣開言路：“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首開“言論自由”的先河（2）
文帝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有史可查的第一位倡導“言論自由”的皇帝。
他本人也非常重視官員們的上書。據說他在從寢宮到朝堂的路上，如果有人把上書文牘報上來，他還會專門停下來認真閱讀。
在廢除誹謗、妖言治罪的條法之前，他還專門下詔，要求“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一個政權，除非處於全國性的混亂或戰爭狀態，對民間言論自由的開放程度，往往折射出執政當局的自信程度。不自信的執政者是不敢開放民間言論的。在清王朝大興文字獄的背後，便折射出這個關外的遊牧民族對博大精深的中原文明發自內心的畏懼。
文帝的自信與勇氣，源自他心憂天下的情懷，與父親高祖劉邦和孫子武帝劉徹有所不同，後者則是源自骨子裡的慓悍與強勢。他們二人身上都有鮮明的“自我”色彩，常常以一己之“小我”，抑制眾生之“大我”，因此屢有暴行或暴政。
文帝則不然，他把自己的“小我”完全融入到天下的“大我”之中，並在“潤物細無聲”中推動了國家的繁榮和社會的進步。
老子說，“聖人無恆心；以百姓之心為心。聖人之在天下也；歙歙焉為天下渾其心。”這裡的“心”字，便是自我的意思。
文帝開創的“言論自由”的傳統，一直被他的後世子孫堅持了下來。雖然最後演變成了有名無實的“形式主義”，但它畢竟成為西漢王朝的政治文化中最具價值的元素之一。
清朝學者趙翼對賈誼、劉向、谷永三人上書中無所忌諱的措辭用語而驚歎道：“此等狂悖無忌諱之語，敵以下所難堪，而二帝受之不加譴怒，且歎賞之，可謂盛德矣。”（《廿二史札記》卷二之“上書無忌諱”條）趙翼的感嘆應該是發自肺腑的，因為他自己就生活在文字獄盛行的清朝乾隆、嘉慶年間。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5年），匈奴大舉入侵，文帝派宗正（負責宗室及貴戚事務）劉禮屯兵霸上，祝茲侯徐厲屯兵棘門，周勃的兒子周亞夫奉命屯兵細柳，共同衛戍京師。
文帝親自前往勞軍（慰問或視察）。
皇帝的先導部隊行至周亞夫的軍門，卻被披甲執兵、弓弩上弦的軍士擋在門外。先導官說：這是天子的先導部隊，陛下馬上就要駕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