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力詆三《禮》經文，引《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而《士昏禮》乃不言行媒；引《曲禮》“齊戒以告鬼神”，謂親迎必先告廟，而《士昏禮》不言告廟；引《春秋·桓三年傳》“夫人至自齊，朝至”之文，謂婦至之日當朝廟，而《士昏禮》不言朝廟；引《春秋》“齊侯越境以送女”，謂女之父既迎壻於門外，亦當送之門外，而《士昏禮》乃言不降送；引《穀梁傳》“納采、問名、納徵、告期”謂止當有四禮，而《士昏禮》乃誤增“納吉”一禮，又誤入親迎於六禮之內；引《詩·關雎》“琴瑟”、“鐘鼓”，謂嫁娶亦當用樂，而《郊特牲》乃謂昏禮不用樂。其說頗為辨博。其中論告廟、朝至之儀，雖頗有根據，而核其大致，穿鑿者多，未足據為定論也。
△《廟制折衷》·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大抵宗王肅而駁鄭康成。康成謂天子五廟，周加文、武二祧為七。肅謂天子七廟，周加文、武二廟為九。漢唐以來言廟制者，互相祖述。
禮以義起，原不必膠執一說，然未有淆亂舊文如此書之甚者。夫天子七廟之見於《禮器》、《王制》、《祭法》、《穀梁傳》者，奇齡既皆以為不專言周矣，然《禮器》稱“周旅酬六屍”，則明明言周。鄭《注》、孔《疏》謂后稷之屍發爵不受旅，餘自文、武及四親廟凡六屍。周止七廟，此為確證。奇齡乃謂六屍為六廟昭穆之屍，文、武二屍不在內，故祫祭出堂，后稷屍與文、武二屍俱南向，餘東西向。考《禮器》孔《疏》，旅酬之時，毀廟之主鹹在，特無屍耳。又《春秋·文公二年傳》曰：“文、武不先不窋。”《魯語》亦曰：“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奇齡乃謂文、武二屍獨與后稷同向，則毀廟之主自太王、王季以上皆列在文武之旁，是子孫得躋其父祖，而謂文、武歆此祀乎？奇齡又謂《曾子問》七廟無虛主，明遷廟、文武廟皆可虛主。今考《曾子問》明雲：“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又云：“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
據此，則得虛主者惟遷廟耳。至於文、武之廟，即奇齡亦知其為百世不遷者也，而乃於《經》文遷廟之外，強增一文、武廟，是又以不遷之廟為可虛主矣，與《經》文“遷廟”二字顯相剌謬。蓋奇齡謂周九廟而欲增高、曾以上二世於七廟內，即不得不出文、武二廟於七廟外，又以其在七廟外，即不得雲無虛主，故鑿空杜撰而為此說也。其餘因襲前人已廢之說者，尤難列舉。蓋准以德厚流光、德薄流卑之義，則天子九廟，於義未嘗有乖。而一自奇齡言之，揆諸經傳，反多未合。甚矣其強辨也。
△《大小宗通繹》·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謂鄭康成《禮記·大傳注》以別子之世長子為大宗，別子庶子之長子為小宗，則是別子一世無大宗，繼別一世無小宗，凡國君繼世必有三世無大小宗者，於是謂別子之身即為大宗。今考《大傳》文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若別子即得為大宗，則《經》文曷不曰“別子為宗”乎？《經》文既明以祖與宗對舉，即顯然不可相混。而奇齡乃混之，是叛經矣。奇齡又謂康成以別子為妾子，萬一僅有一母弟而無庶，將以無庶而反絕宗乎？今考《儀禮·喪服傳》曰：“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則兼據為父後者之同母弟，不專指妾子也。
故賈公彥《疏》雲：“庶子，妾子之號，適妻所生第二者同名庶子，遠別於長子。”
則《儀禮》經文已以庶該嫡矣，何獨於康成致難焉？至奇齡謂別子諸弟之子亦得各為小宗，不特別子、庶子之子而已，則其說頗有根據。《晉語》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又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宗。”韋昭《注》：“以為小宗。”可與奇齡此說相證。若如《喪服要記》別子之庶兄弟，其嫡繼之，各有一大宗。則是別子有十，大宗即有十矣。與宗子統族之義殊有未合。奇齡謂《要記》各一大宗之說，當為各一小宗，其義較允。亦不可以好為強辨遂並沒所長也。
△《學校問》·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前答門人張希良問學校之名，繼以答門人吳鼎問廟學中稱先師設主，因及鄉飲養老之禮。考夏后氏之學名序，與州學亦名序者，其制一有室，一無室，兩不相蒙。州學之序，《爾雅》所謂“無室曰榭”是也。字或作“謝”，或作“豫”。而《爾雅》。又曰：“東西牆謂之序。”則室內曰墉，堂上曰序，堂下曰壁，同為牆名。是序之名有三，而義各殊。奇齡乃曰：“五架之屋，由戶牖以北為室，戶牖以南為序，為堂。而堂序之分則兩楹以北為序，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