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李攀龍惟以詩名，不以經術見。其《墓誌》、本傳亦不雲嘗有是書。豈諸家書目或有以攀龍之名同，因而誤高為李者，彝尊未及考核，誤分為二歟？
△《春秋辨義》·三十九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卓爾康撰，爾康有《易學》，已著錄。是書大旨分為六義：曰《經》義、曰《傳》義、曰書義、曰不書義、曰時義、曰地義。持論皆為醇正。其《經》文每條之下，皆雜取舊說排比詮次，而斷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國本末》一篇，舉系於盛衰興亡之大者，別為類敘，亦頗有體要。中間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以為是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不知古人紀歲，自有閼逢、攝提格等歲陰、歲陽二十二名。其六十甲子，古人但用以紀日，不以紀歲。又如五石、六鷁謂外災，何以書？為其三恪，且在中國。不知晉之梁山崩，宋衛陳鄭災，豈皆三恪乎？又天王狩於河陽，謂晉欲率諸侯朝王，恐有畔去者，故使人言王狩以邀之。其心甚盛，無可訾議。尤為有意翻新，反於理有礙。此類皆不可為訓。然如謂“鄭人來渝平”當依左氏訓更成，其以為墮成、不果成者，文義皆誤；又解“戎伐凡伯於楚丘”，謂一國言伐，一邑亦言伐，一家言伐，一人亦言伐，《公羊》以伐為大，乃不知侵伐之義，強為之辭：則皆明白正大，足破諸說之拘牽。
在明季說《春秋》家，猶為有所闡發焉。
△《讀春秋略記》·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略記》，已著錄。其學出自黃道周，頗不拘墟於俗見，而持論不必皆醇。是書輯錄舊文，補以己意。所採上自啖助、趙匡，下及季本、郝敬，大抵多自出新義，不肯傍三《傳》以說經者。朝瑛之所論斷，亦皆冥搜別解，不主故常。如謂甫父二字古文通用，為男子之美稱，孔父之字嘉，猶唐杜甫之字美。此與程子以大為紀侯之名，援欒大為例者何異？又力斥《漢書·五行志》穿鑿傅會之非，而於“恆星不見”一條，乃引何休之說以為法度廢絕、威信不行之驗。與胡安國不談事應，而星孛北斗大辰仍採董仲舒、劉向義者亦同。
至於論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乃三月非二月，“夫人子氏”為隱公之夫人而非仲子，亦未嘗不考證分明。大致似葉夢得之《三傳讞》，而學不能似其博；似程端學之《三傳辨疑》而論亦不至似其迂。其於二書，蓋皆伯季之間。
置其偏僻，擇其警策，要不失為讀書者之說經也。
△《春秋四傳質》·二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明王介之撰。介之字石崖，衡陽人。是書取三《傳》及胡安國《傳》異同，斷以己意。其“無駭卒”一條雲，《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事屢變，文亦屢易。
四《傳》各成其說，而斷以義，則胡氏精而《公》、《穀》尤正；質以事，則《左氏》有徵為可信也。蓋作書大旨如此。其中有本舊說者，如隱公元年闢胡《傳》元即仁也之說，本楊時《答胡康侯書》；闢胡《傳》建子非春之說，本熊朋來說是也。有據一《傳》而去取互異者，如“王正月”為大一統，從《公羊傳》，而闢其王謂文王之說是也。有就四《傳》互質之者，如文公逆婦姜於齊，四《傳》異說，舍《左氏》、《公羊》、胡《傳》而從《穀梁》。有專據胡《傳》而亦不盡從者，如定公從祀先公，取其昭公始祀於廟之說，而闢其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之說是也。俱頗有所見，不同剿說。至於桓公，“公即位”，《公羊》以為如其意也，介之誤作胡《傳》，而詆其巧而誣。文公，“公四不視朔”，《左氏》、《公羊》以為疾，《穀梁》以為厭政，胡《傳》從《穀梁》，介之誤作三《傳》皆以為疾，而胡氏辨其無疾。亦未免時有舛誤。然明之末造，《經》、《傳》俱荒，介之尚能援據古義，糾胡安國之失，亦可謂拔俗千尋矣。
△《左傳杜林合注》·五十卷（左都御史崔應階進本）
明王道焜、趙如源同編。案朱彝尊《經義考》，載宋林堯叟《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引鄭玥之言曰：“堯叟字唐翁，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注》行之。”又載此書五十卷，引陸元輔之言曰“王道焜，杭州人。中天啟辛酉鄉試，與里人趙如源濬之共輯此書”云云。今書肆所行卷數與彝尊所記合，而削去道焜、如源之名。又首載《凡例》，題為堯叟所述，而中引永樂《春秋大全》，殆足咍噱。蓋即以二人編書之《凡例》改題堯叟也。杜預注《左氏》，號為精密。雖隋劉炫已有所規，元趙汸、明邵寶、傅遜、陸粲、國朝顧炎武、惠棟又遞有所補正，而宏綱巨目，終越諸家。堯叟之書，徒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