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其敘述偶未分明，故為奇齡所假借。然《隋志》作於《尚書正義》之後，其時古文方盛行，而云無有傳者，知東晉古文非指今本。且先雲古文不傳，而後雲始得安國之《傳》，知今本古文與安國《傳》俱出，非即東晉之古文。奇齡安得離析其文，以就己說乎？至若璩所引馬融《書序》雲，逸十六篇，絕無師說。
又引鄭玄所注十六篇之名為《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徵》、《湯誥》、《鹹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明與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齡不以今本不合馬鄭為偽作古文之徵，反以馬鄭不合今本為未見古文之徵，亦頗巧於顛倒。然考偽孔《傳序》未及獻者，乃其《傳》，若其經，則史雲安國獻之，故《藝文志》著錄。賈逵嘗校理秘書，不應不見。又司馬遷為安國弟子，劉歆嘗校《七略》，班固亦為蘭臺令史，典校藝文。而遷《史記·儒林傳》雲：“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逸書》得多十餘篇。”歆《移太常博士書》稱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書》十六篇。班固《漢書·藝文志》亦稱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孔壁古文有十六篇，無二十五篇，鑿鑿顯證，安得以晉人所上之古文合之孔壁歟？且奇齡所藉口者，不過以《隋志》稱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乃杜林西州古文，非孔壁古文。不知杜林所傳，實孔氏之本，故馬鄭等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經典釋文》所引，尚可覆驗。徒以修《隋志》時梅賾之書已行，故《志》據後出偽本，謂其不盡孔氏之書。奇齡舍《史記》、《漢書》不據，而據唐人之誤說，豈長孫無忌等所見反確於司馬遷、班固、劉歆乎？至杜預、韋昭所引《逸書》，今見於古文者，萬萬無可置辨，則附會《史記》、《漢書》之文，謂不立學官者，即謂《逸書》。
不知預注《左傳》，皆雲文見《尚書》某篇。而《逸書》則皆無篇名。使預果見古文，何不雲《逸書》某篇耶？且趙岐注《孟子》郭璞注《爾雅》，亦多稱《尚書》逸篇。其見於古文者，不得以不立學官假借矣。至《孟子》“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岐注曰：“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詞。”《爾雅》：“釗，明也。”璞注曰：“《逸書》：釗我周王。”核之古文，絕無此語，亦將以為不立學官故謂之逸耶？又岐注“九男二女”稱《逸書》有《舜典》之書，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使《逸書》果指古文，則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稱亡失其文耶？此尤舞文愈工而罅漏彌甚者矣。梅賾之書，行世已久。其文字採掇佚經，排比聯貫，故其旨不悖於聖人，斷無可廢之理。而確非孔氏之原本，則證驗多端，非一手所能終掩。
近惠棟、王懋竑等續加考證，其說益明，本不必再煩較論。惟奇齡才辨足以移人，又以衛經為辭，託名甚正。使置而不錄，恐人反疑其說之有憑，故並存之，而撮論其大旨，俾知其說不過如此，庶將來可以互考焉。
△《尚書廣聽錄》·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欲注《尚書》而未及，因取舊所雜記者編次成書，名曰《廣聽》，用《漢志》“《書》以廣聽”語也。奇齡常語其門人曰：“《尚書》事實乖錯，如武王誥康叔、周公居洛邑、成王迎周公、周公留召公，皆並無此事。”
是書之意，大約為辨證三代事實而作。初作於禹州，繼撰於嵩山，凡屢易稿。至作《尚書冤詞》訖，而始刪成為五卷。其堅護孔《傳》，至謂安國解《舜典》文與《周禮》同者，乃相傳之虞《禮》，並非出自《周禮》。夫杞宋無徵，孔子已嘆不知。相傳之虞《禮》竟出何書，可謂虛辭求勝，不顧其安。然於名物典故則引據考證，時有可採。置其臆斷之說而取其精核之論，於經義亦有所補也。
△《尚書埤傳》·十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字長孺，別號愚菴，吳江人。前明諸生。是書前有《考異》一卷，辨《經》文同異。後有《逸篇》、《偽書》及《書說餘》一卷。大抵以孔《傳》為真，故《史記》所載《湯誥》，親受於孔安國者，反以為偽。所見未免偏僻。然中間《埤傳》十五卷，旁引曲證，亦多可採。如於沂水則取金履祥之言，而魯之沂與徐之沂截然分明；於分別九州則取章俊卿之《考索》；於《西伯戡黎》則取王樵之《日記》：如此之類，頗見別裁。至於三江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