敗何待？然士君子為政，治國安邦，自應有其立身從政的原則與主見，而曰為小人所誤，終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而已。在一個偉大而複雜的歷史轉型期中，袁公在智才德三方面的主觀條件，與轉型過程中的各種客觀條件，無一相侔，怎能不失敗呢？思之可嘆。
古德諾的一陣東風
上篇已簡略言之，袁世凱鬥垮了國民黨之後，改組了官制，修改了約法，重訂了大總統選舉法，把自己推上既可傳子，亦可傳妻的終身大總統之後，事實上已經是一代帝王了。所差者就只是一頂皇冠和一個帝王名號就是了。真是所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想不到這陣東風，竟從太平洋的彼岸吹來，美國憲法顧問古德諾教授（ 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 1859─1939 ），竟適時的提出了一篇‘帝制優於共和’的宏論。這一下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袁總統就真的訂製龍袍、雕嵌寶座，要做起皇帝來了。
古德諾仁兄是怎麼回事呢？古氏那時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院長、美國政治學會的創議人、當代世界政治學和行政學的權威，也是現代中國國際法的重要啟蒙導師之一的顧維鈞的博士導師。我國辛亥革命之後，傳統的‘王法’，開始向西方現代的‘民法’轉型，而自己無信心，乃向歐美和日本借才作顧問，便請到了美國的古德諾，和日本的有賀長雄。有賀對西方法學究有多大火候，暫不管他；古德諾倒的確是個權威，在純學理上說，他對這個‘顧問’（ advisor ）之職，勝任愉快，那是沒得話說的。他是個第一流的政治學博士生的導師，但是做起轉型期中、動亂中國的政治（注意不是政治學）顧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國古語說，‘文章不與政事同’，正是這話。他來中國所發生的影響，不在象牙之塔內的‘政治學’，而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實際‘政治鬥爭’，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古氏之來華，根據中美官書，是透過‘卡內基萬國和平基金會’（ Carnegie Edn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介紹而來的。但是實際介紹人，我懷疑是他在哥大所教過的大弟子顧維鈞（1887─1985）。敲邊鼓的則是顧的莫逆好友王寵惠（1881─1958）。王是民國第一、二、三屆內閣中，耶魯出身的最年輕的外交總長和司法總長，時年才三十掛邊。顧維鈞時任袁世凱的機要秘書，為袁之心腹，才二十五歲。我曾以此事面詢顧氏，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紹人，顧公微笑不答，但也沒有否認，只說袁做皇帝時，他已在華盛頓做駐美公使了，未用過‘洪憲’年號呢。
哥大校長巴特勒（ Nicholas M。 Butler ）那時是卡內基基金會的主席。根據哥大所存該基金會的史料，中國政府所想聘請的顧問，要是個精通‘法國憲法’的專家。這一點卻把我的老友、衛立煌將軍的東床快婿，和研究古德諾問題最深入的專家──郅玉汝教授弄糊塗掉了。在郅兄看來，要研究制憲，就應向實行憲政最成功的英美學習嘛。為什麼向把憲政弄得亂七八糟的法國學習呢？回答這個古怪的問題，所牽涉到的就不是‘政治學’，而是實際的‘政治鬥爭’了。
不學美國。改學法國
筆者在前章裡就曾提過，辛亥前後革命黨人所追求的原是個‘美國模式’的總統制嘛。但是在孫、袁交遞時，革命黨人（尤其是宋教仁）為怕新總統袁世凱弄權，在‘臨時約法’裡，乃把總統制改為內閣制。那時實行內閣制最先進的兩個國家，就只有英法兩國了。但是英國所搞的是‘君主立憲’；法國所搞的則是‘共和立憲’。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原是戊戌變法時，保皇黨康、梁所借用的藍本，不應再用。則革命黨人今日所要學習的就只有個法國式的‘共和立憲’了，所以那時中國政府所要聘請的是一位精通法國憲法的專家了。【參見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第六十八次學術討論會紀錄抽印本，郅玉汝先生主講‘袁世凱的憲法顧問古德諾’，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二十七日，於臺北國父紀念館，頁一二八。】
再者，那時能向國外聘請憲法專家的權在總統府的‘法制局’，而不在‘國會’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先採用總統制，後改內閣制的‘民元約法’，原是宋教仁於一夜之間草擬出來的。宋又是第一任法制局的局長，後雖升任農林總長，他和法制局，乃至國會的憲法起草委員會的關係，仍是剪不斷理還亂的。在二次革命前的孫、袁蜜月期，袁在韜光養晦，蓄勢待發，在實際政務上採取的是低姿態，僱一員外國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