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舅婆討了三十元錢，連夜跳上了開往北京的直達快車。
二月下旬的北京，正是嚴冬時節。天空灰濛濛的，乾冷的北風，吹得人直打寒顫。街頭巷尾，貼滿了打倒“走資派”、“叛徒”、“特務”的大字報大標語。我下了火車，便直奔爸爸一位老戰友家，請季阿姨幫我打聽徐伯伯家的住址。頗費了一番周折，終於打聽到徐伯伯家的電話。要通了電話，徐伯伯知道我到了北京，立即派車來接我。
我坐上徐伯伯的汽車，想起了一段往事：那大概是一九六一年冬天，徐伯伯從外地返回北京時，路過武漢住了幾天。我那時還小，聽爸爸說要帶我們去看望“徐大將”，心裡還有點兒害伯哩！那次徐伯伯穿一身深色的舊呢制服，坐在圈椅上，一說話臉上就露出笑容，和藹可親，絲毫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種“威風凜凜”的“大將”。回家後我問爸爸：“徐大將為啥老坐在椅子上不動，叫別人抬著他走路哇？”爸爸說：“唉，徐大將戰爭年代得了嚴重肺病，連呼吸都困難，怎麼能走路呵……”從爸爸講過以後，我才知道，徐伯伯一直與疾病進行頑強地鬥爭，甚至躺在擔架上還在指揮戰鬥，是位堅強的、了不起的人民將軍！
我正想著，忽然汽車鳴了兩聲嗽叭，駛進徐伯伯家的院子。周東屏媽媽穿著一身洗得發白的舊軍衣，呵呵笑著，迎了出來。她象我舅婆那樣牽著我的手，領我去見徐伯伯，一邊走一邊說：“你徐伯伯聽說你這麼快就來了，簡直高興壞了。他叫人趕緊去接你，叫我給你收拾床鋪。你看，床鋪好了。這間是你徐伯伯的外屋，這間屋子安靜，徐伯伯怕你在家睡不好覺，說要讓你在這裡好好睡一覺。”
我跟在周媽媽身後，看著那柔軟的枕頭和潔淨的床單，偷偷地抹去滾落在臉上的兩滴淚珠，走進了徐伯伯的臥室。臥室裡簡單樸素，沒有一件奢華的擺設。就是一張大床，床頭櫃上放著一盞老式檯燈和一摞檔案；床的另一邊立著一隻氧氣瓶，整個屋子空空蕩蕩。徐伯伯半躺半坐地靠在床上，臉上沒有笑容，似乎心事沉重，在思考什麼問題。見我來了，徐伯伯伸出手握了握我的小手，叫我坐在床前，問我說：“媽媽呢，她不能來呀？”
“媽媽還好。她，她在機關，來不了。”我不由得撒了個謊，隱瞞了媽媽被關押、批鬥、掃廁所的境遇。
徐伯伯“嗯”了一聲，又問我家裡其他人和武漢的情況，我一一作了回答。
“他們打倒你父親，你想不想得通？”
我看著徐伯伯，搖了搖頭，意思是“想不通”。
“不光你想不通，我也想不通。在下面勤勤懇懇幹工作的同志，都成了‘走資派’，都打倒了！那些不幹工作的人，現在卻一步昇天，紅得發紫。我看紅得發紫，是要紫得發黑的！湖北的工作，中央和毛主席過去是肯定的。造反派‘炮轟湖北省委’，江青說什麼王任重（原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是‘CC特務’，要打倒；張體學工農出身，參加紅軍時還是個小鬼，沒有歷史問題，也要打倒，而且連老婆孩子都要跟著倒黴！”徐伯伯眉頭緊鎖，臉漲得通紅，越說越氣：“他們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我看好人都要被他們打光了！”
周媽媽見徐伯伯喘著氣，激動了，忙說：“海東，孩子剛來，說這些幹什麼？”
“好吧，不說了。東屏，你去給體學打個電話，就說孩子到了，今天太晚，孩子先住在這裡，叫他放心。”
不一會，周媽媽打完電話回來，說爸爸一定要讓我到他那兒去住。徐伯伯笑了笑，說：“也好，不去體學是睡不著覺的。”我點點頭，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了徐伯伯。
當天晚上，我見到爸爸。父子倆談得很晚很晚。聽爸爸說，他一到北京，徐伯伯就打聽到他住的地方，把他接到家裡，燉了兩隻肥油油的老母雞，讓他飽飽地吃了一頓。在飯桌上，徐伯伯給大兒子文伯下了道“命令”，讓文伯每個星期六告訴廚師做好吃的，接爸爸“打牙祭”。那天，徐伯伯還和爸爸談了很長時間的話，讓爸爸用“兩分法”看待自己，既要肯定成績，又要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對群眾運動中的各種意見，要採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徐伯伯對爸爸說：“說你是‘三反分子’，我不同意！我們是窮苦人出身，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們的今天。我們跟黨走了幾十年，現在怎麼會去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呢？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紅的說不白，白的也說不紅。要相信黨，相信群眾，會給我們做出正確的結論的。”徐伯伯的話，對爸爸是極大的安慰和鼓勵。爸爸還告訴我，要我到北京，也是徐伯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