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同志處工作，深感到不僅要學習他那堅強的革命意志，還要學習他對工作嚴肅認真和對群眾關心愛護的優良作風！
徐海東同志的重病迫使他大部分時間臥床，每天只能分兩次坐兩、三小時。由於肺功能嚴重受損，幾乎離不開氧氣，生活全靠別人照顧。病情本來是不允許他工作的，但是他每天堅持聽讀檔案和報紙，重大問題還要請秘書或有關同志向他詳細講述。出於他的健康情況，我們加以勸阻時，他總是說：“我是中央委員，不參加中央的會議怎麼成？”一九六九年召開黨的“九大”時，正值林彪對徐海東同志進行殘酷迫害的時候。當他接到被選為“九大”代表和主席團成員時，心情十分激動，不顧病軀，堅持要參加大會。他認為這是一場尖銳的鬥爭。出席大會本身就是對敵人陰謀的揭露和打擊，所以他毅然決然地參加了大會。徐海東同志曾講過：“人活著一天，就要為黨工作一天。”他是身體力行這句話的。一九六○年他不顧重病，主動擔任了領導編寫紅二十五軍戰史的任務。每天他要用數小時的時間口述或審閱戰史文稿，並且經常請編輯人員來開會討論。這樣繁重的工作是他的健康情況所不能承擔的。由於過度勞累，一九六二年夏，又突然大咯血。大量的咯血，致使血壓下降，心腦供血不足，意識朦朧，病情極為嚴重。醫院組織了搶救組，日夜護理。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徐海東同志還安慰大家說，他感覺很好，讓大家不要緊張，注意休息。一旦病情穩定，他臉上又露出那特有的笑容！！
徐海東同志極為平易近人，關心群眾。閒時，他喜歡和警衛員談天，講革命歷史，講戰鬥故事，談時事，談思想，關心同志們政治上的進步。他經常用黨的歷史和自己的革命經歷教育大家，勉勵大家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我們去時就更高興了！他談笑風生，我們也毫無拘束，談起來真是暢所欲言。大家和首長在一起，總是處在歡樂的氣氛中！徐海東同志還很關心群眾生活，見面總是問長間短，從家庭到個人，無不關心。有的警衛員家庭困難，他就讓周東屏同志設法補助。一九六○年經濟困難時期，部隊送來了一些黃羊肉，他馬上分給大家。我們在那裡工作時間晚了，一定要留下吃飯，並總是囑咐周東屏同志給我們做些好菜吃，然後再用自已的汽車送我們回去。凡此種種，雖然都是些小事，但革命的溫暖卻永遠留在我們心中！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這樣一位為革命立下汗馬功勞，自己只留得一付病殘身軀的革命家，也未能逃脫林彪的魔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先是從政治上給他捏造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唆使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圍攻他，批鬥他，妄圖把他打倒；之後又從肉體上摧殘他，停止氧氣和藥品的供應，取消我們對他的治療。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一位為革命立了大功，百戰疆場未被敵人殺死，久患重病未能喪生的鋼鐵戰士，竟被林彪、江青一夥殘害致死了！
一年後，我們得知徐海東同志逝世的訊息，照顧過他的同志無不悲憤填膺！知道他在臨終前還囑咐家人暫時不要把他逝世的訊息通知我們，以免在敵人還猖撅時使我們受到連累，同志們都默默地流下了眼淚，沉痛地掉念我們曾多年照顧過的老首長！他那無堅不摧的革命意志，臨危不懼的革命精神，樂觀豁達的革命態度，嚴肅認真的工作責任心，以及平易近人，關心群眾的老幹部作風，深深地銘刻在我們心中，他永遠是我們學習的光輝榜樣！
在徐伯怕家做客 張明鳴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颳起後，湖北省委“癱瘓”了。我看見爸爸張體學被戴高帽、“架飛機”……一氣之下，便離家出走，開始了流浪生活。我那時才十五歲，在家想離開家，離開家又想家。二月下旬的一天，我終於回到武漢。舅婆見我回來了，滿面笑容，拉著我的手直往裡屋走，好象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要對我說。我心想：“老舅婆笑得這麼好，準是好事！”到了裡屋，舅婆悄悄地對我說：“可出頭啦！你老子（二月）十六日到北京去了……。”聽舅婆說完我才明白過來，是周總理把爸爸從“造反派”手裡要出來，接到北京，保護起來了。
第二天，我上街看大字報。剛出家門，就碰上韓東山伯伯（當時是武漢軍區副司令員）的女兒，她是特意來找我的。她叫住我，對我說：“爸爸叫我來告訴你，徐海東伯伯來電話，說你爸爸叫你去北京，而且越快越好！”
我半信半疑：“真的？”
“真的！誰騙你不成。”
看她那認真的樣子和說話的口氣，不象是開玩笑。我相信了她的話，高興得連聲“謝謝”也沒說，轉身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