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所津津樂道，而且也常常被嚴肅的文學研究者當作文學研究的史料加以不斷地引證。其實，有許多著名的詩話不過是詩話作者的向壁虛構，無稽之談，是一種牽強附會的精心創作。這些詩話大都不見於正史，
而僅僅見之於文人的詩話詞話和筆記小品類的著作之中，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文學的野史罷了。當然，不可否認的是，這些詩話對於詩歌的普及，對於提高人們的創作與欣賞的水平，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正本清源，指出其真偽，還這類詩話以歷史的本來面目，避免以訛傳訛，還是很有必要的。
“推敲”是流傳最廣的一則詩話了，但這則詩話卻是最無稽的。據宋曾的《類說》轉引《唐宋遺史》記載，賈島因《題李凝幽居》詩第四句中的一個字是用“敲”還是用“推”而苦思冥想拿不定主意，於是騎著驢在路上反覆作著推敲的樣子，結果一下子撞著了京兆尹韓愈，而韓愈卻不計較他的衝撞，反而幫助賈島修改他的詩作，並將詩定為“僧敲月下門”，而且二人就此結為詩友。這則典故常常被人們作為賈島詩歌創作刻苦認真的苦吟精神的例證以及古代詩人錘詞煉字的典範而不斷地引證，很少有人對它的真實性產生懷疑。但查一查二人的生平傳記，就可以知道，韓愈做京兆尹時，是823
年，而韓賈二人的初交卻在811年，即在“推敲”故事發生的前十多年，那時二人就已相識相交了，並有許多詩歌相互贈答，怎麼可能在十一年後，二人在京城大路上相遇而不相識呢？再者，這故事本身也很不合情理，不合文學創作的規律。錘鍊詩句，選用什麼字詞，主要取決於更生動、更準確、更真實地反映生活，即字詞的選用是由生活本身來決定的，而非主觀臆斷。因此“推敲”二字的選擇，應該由生活的真實情況來決定，怎麼可以隨心所欲地主觀臆斷呢？賈島苦思冥想已屬做作之舉，而再由韓愈這樣的沒有這種幽居生活經歷的人來作判斷。就更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了，這實在是有些問盲於路的滑稽。
其實“推敲”二字各有意趣，各有千秋，而且二字內涵的差異也特別大，從生活的真實出發，只能是非此即彼的二難選擇，這已不是純粹的語言技巧的問題了。如果當時賈島夜訪時是推門而入的，那就該毫不猶豫地用“推”。如果當時是敲門，那就應該毫不猶豫地用“敲”。用“推”，意在表現僧人幽居，門無需插，那鳥宿池邊樹時推門的“吱呀”一聲，也是非常富有情趣的。用“敲”也有其道理，賈島夜訪，本不知其門是插還是未插，“敲”便是一種很自然的動作，那夜深人靜時的清脆的敲門聲，也是十分令人心動的。到底是用“推”還是“敲”，也只有賈島心裡最為清楚，又何勞韓愈予以定奪呢？而賈島如此煞費苦心地苦吟，
實在有些矯揉造作，如此違背生活真實的苦吟，已是入了咬文嚼字的純粹形式主義的歧路了，是不值得後人效法的。從這個角度看，這則詩話的編撰者，實在是在玩弄文字遊戲，實在是幫了賈島的倒忙。而後人竟然信以為真，並經常以此來印證詩歌創作的理論，確實是大謬不堪的了。
蘇軾，秦觀，黃庭堅，佛印四人為杜甫的《曲江對雨》詩補字的詩話，
也是歷來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但這則詩話的真實性同樣也經不起推敲。這則詩話見於仇兆鰲《杜少陵集詳註》的注引，說四人見一處院壁上寫有杜甫的詩《曲江對雨》，其中的“林花著雨燕脂溼”句的“溼”字為蝸涎所蝕。於是四人各補一字，蘇雲“潤”，黃雲“老”，秦雲“嫩”，佛印雲“落”。雖各有意趣，但找來杜甫的詩集一看，又都覺得不如原詩的那一個“溼”字。的確，杜甫的一個“溼”字，把四人的字意都包括進去了，而且留給了讀者無限的想象的空間，寫絕了林花著雨時的難以言喻的美。而四人的補字，恰恰從反面，有力地烘托出了“溼”的深蘊的審美內涵，顯示了老杜非凡的煉字功力。這則詩話，確實是講解詩歌煉字之妙的絕好例證。不過，這則詩話人為編造的痕跡也很明顯。且不說四人同遊此處院落的歷史真實性如何，也不說他們補的這四個字著意在顯示四人各自的“生老病苦”的人生哲學，迥異不同的性格特徵，這裡只想指出一點，就是這四人都是當時詩壇的佼佼者，對於古典詩歌都有著極深的造詣，他們對於上一朝的李白杜甫等大詩人的作品，理應是非常熟稔的，特別是對他們的名作，更應該是倒背如流才是，這對此四位素以博聞強記著稱於世的文壇大家來說，不僅不是難事，而且正應是其特長。可是面對著杜甫的詩歌名篇《曲江對雨》，這四位宋代詩壇上的佼佼者，竟然沒有一個人能記得清這首詩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