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廣泛傳播，並經過女權運動者的推波助瀾得到加強。民眾普遍接受一夫一妻制，是因為這種制度表面上保障了男女在人格上的平等，而且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全的繁殖的場所。國家支援這種制度，是因為它更符合新型的國家理念 ，而且人的壽命的顯著增長讓人口問題顯得不再那麼迫切，男子生殖能力在女子妊娠期內的閒置不再被認為是一種犯罪。
於是，一夫一妻家庭的功能慢慢演變成了保障成年男女性愛權的場所。但當通姦、偷情不再受法律，甚至道德的制裁或譴責時，一夫一妻家庭存在的根據在哪裡？摻雜進愛情這個概念，這個問題就變得更加尖銳而富有託詞。所以有人驚呼：婚姻是愛情的墳墓！但這句話的不無無奈的下半句是：然而，不發展成婚姻的愛情註定死無葬身之地。
生育功能退居末席時，更受男子垂青的女性往往都是身材纖細的難產型的，而這在初民社會中是無法想象的——愛情作為一種性的表徵，它被注入了太多文化的、審美的因素。性的快感在經過死氣沉沉的維多利亞時代之後，重新被賦予了合法性，但經過許多年的顛覆對偶制婚姻和重回部落時代的嘗試，性革命最終悄無聲息了。因為這場激進運動的張揚者最終要麼被艾滋病這個幽靈折磨得憔悴不堪，要麼悲哀地發現，快感對於不斷渴望性的神秘陶醉的人們，猶如期待觸控的面板對於漸漸滋生起的老繭，已經有點水漲船高的味道了。也許，道德的底線被最終突破的方式會是：在大庭廣眾之下，在受到萬人注視的場合，公開進行的性活動由於大眾的喝彩和鼓動而完全獲得表演的快感。
所以，正如日本一位研究婚姻問題的專家井留宏所說的那樣，家庭雖然看起來對愛的激情並無助長，反倒會在瑣碎的生活中消磨這種激情，但作為一個最小的社會功能單位，我們必須全力維護它的合法性。此話是極，因為婚姻本身就是一個協議 ，在這個協議中，即使沒有規定我們必須相互愛著對方一生一世，但至少規定了我們相互扶助的義務和對對方、對社會盡職的責任，因為社會不需要我們生產一個或幾個動物，而是一個或幾個公民 。
女權主義：高聲呻吟（1）
權力是最好的壯陽藥。基辛格博士的這個著名論斷對女人同樣適用。自從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1792年發表《女權辯》以來，女權主義理論家們就從未停止過用“性”和“權力”共同來建構他們的理論話語。這給了女權主義實踐家一個暗示：性，畢竟可以作為一種獲致權力的武器——而且，是最後一種。閹人之所以無法獲得歷史主體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們喪失了這最後的武器。
在漫長的中古時代，女人在觀念上被當做閹割了的男人，她們，充其量不過是一具具行走著的孕育器——其唯一價值在於排卵。她們偶爾在性上表現出來的小小需求，就令男人們大為驚慌：啊，這個蕩婦！掌握了話語權的男史學家總會在爬上權力之顛的女人們的傳記的顯要位置加註：性淫。這樣的話語建構方式產生了一個眾所周知的結果：男人在性事上的頻繁與放任被當做“英雄氣概”“風流多情”……而女人，情況如此悲慘，以至於她們終於忍氣吞聲，並最終以“物”的形式出現——少女是植物：亭亭玉立，含苞待放，青澀……已婚婦女則不過是一個器皿：仔細琢磨“盆腔”、“子宮”和“乳房”這些最有使用價值的部位，哪一個又不曾指向一種器皿意義？儘管妓女在性上並未受到多少壓制，但她們可資支配的器官，唯一的價值卻在於交換！交換是商品的基本屬性，納入商品體系的生殖器，在本質上不是解放了，而是更深地被奴役了。
所以，當女權主義的先驅者覺醒的時候，她們發現的一個基本事實是：男人在使用著女人，並且，男人是作為人的尺度而存在著的——他們簡直有權代表上帝！於是，蹲著撒尿意味著低賤，站著撒尿則被視為高貴；“男子氣概”是一個典型的褒義詞，而“女裡女氣”，哪怕是用來修飾女人，也多少暗含一層貶抑；“突起/凹陷”作為一對反義詞，前者是本源的，後者則是派生的，前者的近義詞是“優勢”，後者的近義詞則是“缺陷”，前者是“錦上添花”，後者則是“美中不足”，前者是“權柄”，後者則是“漏洞”……事實上，它們不過是男女生殖器的一系列隱喻。
女人首先得從“物”的處境中覺醒。黑人民權運動的參與者們高舉的牌子是：I AM A MAN！女權主義者首先應舉起的牌子當然是：I AM A PERSON！她們獲得主體性地位的第一步是與男人理性對話：“男人只要肯慷慨地打斷我們的枷鎖，並且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