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於和一個有理性的夥伴共處，而不是奴性的服從——那麼我們也一定會真心真意地愛他們，因為我們應該學會尊重我們自己，同時也令一個高尚男人的平靜心情不會受到他妻子無益的虛榮嘮叨。”（《女權辯》）
這種政治上的企圖遭到維多利亞時代智慧之士的嘲弄，當笛卡兒重新恢復了理性的威嚴之後，文藝復興時期曇花一現的解放精神還尚未惠及到女人便又一次沉寂了：中世紀統治人的是作為神的上帝，而現在，則是作為神的理性。人性被簡單地闡釋為人的理性，而女人再一次被判定為非理性動物從而喪失了做人的資格。至今，我們仍然習慣於把女人和小孩相提並論（婦幼保健院），這種話語方式也許是得益於叔本華的隻言片語。
而在中國，情況則顯然糟糕得多，納妾制度並未隨著清帝國的崩潰而消亡，相反，它在知識階層一次又一次尋求到了它的剪辮子與拒絕剪辮子的代言人，即使在新式文人中，宿妓也被當做名士風範沿襲了下來。早上去禮拜堂做禮拜，中午到大街上宣揚激進思想，晚上去八大胡同……這作為一種時尚的生活方式，在知識圈中被不斷模仿。基督教的勝利並未伴隨著一夫一妻制的勝利，自由的勝利也並未揭去女人的裹腳布，而作為民主表象的府院之爭 ，泛起的泥沙中也從來找不到叫做女人的那一粒。沙龍夫人雖然穿起了開叉開到大腿根的旗袍，但她們扮演的，也不過是高階交際花的角色，昔日她們坐在旗人闊少的左腿上，如今卻坐在軍閥們的右腿上。她們獲得的唯一自由是，可以跟男人一樣，去煙館吸食鴉片。
女權主義：高聲呻吟（2）
但受過新式教育的女性畢竟越來越多了，在反對政府的遊行中，她們為自己爭取到了一項權利：男女同校。這為大面積的自由戀愛提供了溫床，在革命激情的鼓盪下，青年一代逐漸明白：只有解放全中國，才有可能解放他們自己。這種信念讓中國的女權運動被更大的社會革命裹挾了，所以顯得比任何國家的女權運動都激烈、含混和悲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作為一首詩，它在中國獲得了比“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更大的認知度——顯然，前者代表了食洋的新式知識分子的心聲，而後者，則反映了食古的舊式文人的浮浪與輕薄：這是一個革命與反革命的問題。愛情作為一個詞彙在社會上廣為流行的時候，同時宣告了女人的勝利。這種勝利持續了大半個世紀，直至被嬉皮運動完全粉碎。嬉皮運動的先驅者們勝利的秘訣在於：他們敏銳地發現，“愛情”被女人當成了戰鬥的武器，這種武器崇高無比，不可質疑——跟“革命”一樣。從某種意義上講，王朔的小說啟迪了革命後成長的一代：去他媽的愛情，我只需要性。這種覺醒迅速釀成洪流，女人被重新推回那個古老的堡壘——在那裡，她們僅僅作為一具具身體而存在！
在西方，女人退縮的歷程從她們願意脫衣的那一天就已經開始：維多利亞時代的貴婦人，除了穿緊身胸衣和大撐裙，還要外裹九件衣服和七八條裙，外出時再加上厚重的披肩，戴上插著羽毛、花朵和絲帶的大帽子。20世紀終於來了，服裝設計師們幫了我們的大忙。斗篷裝讓女人們的長裙剛離開地面，輿論界就一片譁然，“原來女人也是兩足動物。”沒等這樣的喧譁落定，保羅？波烈便急不可耐地讓女人脫去了胸衣。在他看來，那種令女性保持43厘米細腰的玩意，實在是一種損害健康的枷鎖。但保羅？波烈無法做得更為徹底，因為他能讓女人脫去胸衣，卻無法擺脫自身對華貴、濃豔的愛好，所以當夏奈爾一剪刀裁去華貴與修飾，衣服唯餘遮寒蔽體的功能時，保羅？波烈譏諷夏奈爾有一種“高階的窮相”，像“營養不良的打字員”。從伊夫？聖洛朗的“梯形”作，到韋斯特伍德的“內衣外穿”風潮，從路易斯？里爾德的“比基尼”泳裝，到瑪麗？奎恩特的“迷你裙”，再到1991年戛納影展麥當娜的胸罩與束褲……脫，儼然成為一種風尚。這種風尚讓女人重新淪落到“被看”的境地。人們不再關心她們的思想與靈魂，只關心她們的身體——商業讓女人重新中了古老的符咒，維多利亞時代對女人充滿嘲諷的天才思想家們，泉下也會露出狡狤的微笑。
中國女人的脫衣史相對簡單，儘管20世紀早期劉海粟在他的美術學校中就安置了裸體模特，但大面積的脫衣還是不到20年的事情。80年代中期的女大學生夢想做存在主義的情人，而到了新世紀初，她們則想躺在比爾·蓋茨的床上。在集體脫下黃軍裝之後，她們一路歡歌，來到新世紀的舞臺上。當“心靈美”被她們當做歧視性話語的時候，“僅僅作為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