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值得尊重的；她避免了那種可能導致文化偏見的“本民族中心主義”態度。
與浪漫的“誤讀”一起，被文化人類學列為異文化研究或理解中的障礙的，還有“本民族中心主義”。本民族中心主義，簡單說來，就是用本民族或本文化的標準，去判斷和評價異文化時，最容易以自我為本位的態度。如果說浪漫的“誤讀”，以欣賞異文化為特點的話，“本民族中心主義”則是一種自我欣賞式的文化觀。顯然，這兩種態度，都會導致我們異文化理解中的誤解乃至於歪曲。
《靈魂像風》則大體上可以反映作家在浪漫主義與相對主義之後和之上的困惑。或許是由於作家的詩人氣質和人類學教養，在《靈魂像風》中，馬麗華女士仍沒有放棄她的浪漫，卻仍然堅持了文化相對主義，但她確乎陷入了一種嚴重的危機之中。作家以她獨自的方式所達到的這種困惑，與人類學家的困惑位於同一高度。
作家意識到自己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淖之中時日已久，併力圖尋找思想的出路。她自白說：以往的讚美過多，這使我於心不安；如今遺憾多於讚美，心裡難過默默無言的時候多。看來，作家對自己過去基於浪漫的“誤讀”所做的讚美開始內省，同時，又不甘心做一位基於相對主義的異文化欣賞者。她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沿著從前的思路去行進了，她的審美目光開始發生變化，讚美也來得吝嗇與遲疑；她甚至冒著可能被逐的風險，去坦誠而又不大合宜地表達自己的懷疑與憂慮。或許，她認為缺乏的正是一次現世人生的人本主義的文藝復興吧，因為她不忍心再看那麼多的兄弟姐妹，就為了一個無法驗證的許諾，為了來世而放棄現世，以今生為全部代價。從作家的困惑中，我們可以體會到她對人的終極關心與深切同情。
但是，馬麗華女士還是接受了那位美國婦人的批評。莎拉女士雖不是一位人類學家，卻有著相對主義的文化觀念，她在給作家的信中寫道：“干預和幫助之間的區別在於對方是否在尋求。”莎拉女士當然是對的。不過，我倒突然想到，相對主義文化觀在莎拉女士那裡，還與她的浪漫主義相聯絡，因為她有一個美國中產階級水準的家，卻要把她的心靈之家構築在西藏；因為在西藏，她“什麼也看不見，除了美麗”。
“文化相對主義”，是當代文化人類學家的職業信條之一。作為一種文化價值態度，相對主義認為，任何一種文化都擁有價值的尊嚴，都具有不為其他文化所可替代的價值。顯然，比起末民族中心主義來，文化相對主義要公正得多，它能成為人類學家，甚至為公眾認可的信念，實在是當代地球村文明的一項財富。但是，如果相對主義走到了極端，也有可能在人類相互間的異文化理解中，構成新的障礙。文化相對主義如果只是一種價值態度，當然關係不大，但它若被視為一種學說、理論或人類學家追逐的目標，那麼，文化相對主義所內含的反比較的命題，就會剝奪我們認識異文化的可能；既然一切文化都是絕對相對的，那人類學家又能做些什麼呢？異文化間的理解又有什麼可能與意義呢？
還有“發展”，這個我們當代世界壓倒一切的主題。整個人類學，還沒有為“發展”尋找到一條不與文化相對主義衝突的新出路。主張發展與進步的觀念，多少侷限了馬麗華女士的文思。其實這也是我，還有許多人類學工作者的共同難題。在這裡，作家的困惑，也是我們所經常碰到的。
當代人類學家，已經開始透過“指導變遷”去實現他們自己的抱負了，於是，“應用人類學”和“發展人類學”，也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儘管全。此，人類學仍然不敢承諾的是，“發展”絕不會給少數民族的文化，帶來流失或衝擊的痛苦。
無論如何，我與馬麗華女士同樣關心的是，藏民族的同胞們，有權利介入發展的世界大潮，也有權利分享主體社會乃至全人類的一切文化財富；同時，我們都不希望藏族人民創造的那種適應於大陸高極的獨特文化，由於“發展”而喪失太多。於是，對於我們的作家來說，《靈魂像風》，就如同風一般的靈魂一樣，有了一個結不住的尾；對於我來說，不知思想在困惑中的煎熬，還要多久才可望超脫？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寫於北京大學
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
《藏北遊歷》後記
馬麗華
由於要出書的原因，我把這篇已發表於文學期刊的兩年前完成的文稿重又增補潤色一番，增加了那些曾出於某種考慮而刪掉了的部分，補充了我所認為的非如此不能全面反映今日藏北的片斷。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