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雖然有吃、有穿、有用，但死時帶不走，只有求菩薩保佑才能升到極樂世界……所有這些，都的確可以反映出普通藏胞的典型性格及其人生態度，即心平氣和，淡泊於現世人生。
直貢堤寺（屬噶舉派）為活人靈魂舉行的“拋哇”即靈魂轉移儀式，是在現世預支來世的一種宗教承諾。聽聽那個震撼我們心靈的“朝聖部落”的每一位成員的表白，無一不是為了來世。作家多次為我們講述的那種苦修與自我幽閉的“人生風景”，不僅是由於對來世的恐懼，還由於對現世的厭倦與失望以及來世有美麗可以期待。滲透了宗教精神的人生哲學，視今生前世為不免罪孽，惟來世尚可指望；對今世的留戀，是一種足以影響到來生的危險，因此，人們可義無返顧地面對、甚至選擇死亡。無常虛空、苦難沉重，現世人生通常得到的評價，尤其是來自藏傳佛教的評價，總是消極的，甚至是終極否定的。藏文化模式的來世主義導向如此明確，以至於我們的作家不禁扼腕擔心：要是來世確鑿無疑地並不存在呢！我們這位漢族女作家甚至大膽地、：假如沒有來世，現世不就虧了？
說到來世，就必須涉及到轉世論與靈魂現。正像馬麗華女士所說的那樣，西藏人對於靈魂的安排，不僅成為一種思想方法，也構成了一種群體的生活方式。受作家的啟發，我甚至想，從靈魂觀與來世觀的差異出發，或許可以部分地解釋諸如漢民族的祖先崇拜何以遠比藏民族發達；藏民族的親族血緣觀念以及姓氏與香火意識何以遠較漢民族為淡漠；漢藏民族在家庭及家族結構方面何以士。此不同等等許多問題。因為在藏民族那裡，父母只是我們的今世父母而已，靈魂在六道輪迴中生生不息，可能有無數的人乃至動物做過我們的父母；我們也可能做過或將要做許多人們或動物的父母。如果我們想要真正地體驗到和理解上述那些不同，我們還必須對漢藏民族之間時間（歷史）與空間（世界）觀念的不同，予以充分的關注。要知道，漢藏民族的思維時空，常常並不在同一維度之上。
即使在“發展”成為世界性主題的今天，我們仍然不能試圖以漢民族的現世主義，去評價或取代藏民族的來世主義。試想環境汙染、生態破壞與人口壓力，哪一樣不與我們急功近利的現世主義相關？沒有來世對我們勸善戒惡，不也正是物慾橫流淹沒了精神的原因之一？想想看，如果我們連來世都不恐懼，那麼，誰又能保證不會有那麼一天，我們自己親手在現世就毀滅了這個我們的子孫亦有權利享受的地球？何況，根據藏民族的觀念，這個世界，是我們在來世仍然可能生存其上的所在。
不過，馬麗華女士的憂慮也不是沒有理由。雖然像來世主義者尚不能證明來世的真實存在一樣，她也不能證明來世的虛妄。可有一點，作家也許是說對了：即使來世是存在的，現世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都應該被看作是唯一的一次而加以珍惜。我想，我們在現世的生存，還有發展，如果不與來世相沖突，那該多好啊！
我相信，不僅是我，廣大的讀者也都可以從這本書中體會到作家的困惑。這是在浪漫主義與相對主義之後和之上的困惑。作家的一條文學及人生之路，確實經歷了從浪漫主義到相對主義，再到這種高度困惑的過程；對她的這個過程，我們可以從人類學的異文化理解的立場去予以解釋。我認為，作家的這番經歷，具有典型的象徵性，對她所做的如下剖析，將不會是沒有意義的。
馬麗華女士的浪漫主義時期，可以《迫你到高原》（散文集）和《我的太陽》（詩集）為代表作。作家自己也曾宣稱“我們總那麼浪漫主義”（《我的太陽·總是這草原》）。格勒博士說，這個時期是馬麗華接觸人類學之前的自我情感世界的抒發，我也頗有同感。不過，我還想說，這個時期在作家理解藏文化的認識史上也有重要意義，不妨把它看作是一個充滿了浪漫情調，但又不乏“誤讀”的異文化認識階段。
馬麗華女士最初或許只是追求自己的人生、愛情以及夢幻，才奔上這雪域高原的，而不是基於一種要去了解異文化的理性動機。正像謝冕先生評價的那樣，馬麗華抵擋不住草原那種種神秘的誘惑，並終於體驗到了死亡之際絕頂的激動與快感；當時她的作品，與其說是寫世界，不如說是寫自己。
但是，她在高原上與藏民族的人們和文化相遇了，她感受到了那許多種“距離”。文化反差與衝撞中的比較，使她進入了全新的境界。馬麗華女士的作品，確實曾經給漢藏兩種古老的文化，蒙上了濃濃的現代情調。應該說，距離不僅激發了作家的詩情，也將作家的異文化認識限定在浪漫主義的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