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最終還是完成了學業。然而，多年來她沒有在院校裡獲得一個永久的職位。這些年她艱難度日，因為她的工作處於不穩定狀態。但在同事們的幫助下，以及她自己多年的優秀教學，她最終得到了一份永久的工作。她現在還在那裡，依然熱愛教書。和我相比，她所在的系和學校給她提供了更大的社交團體。
我們來看看瓦努娜的生活軌跡：她是一個黑人，出生於工人家庭，18歲結婚，有4個孩子，從事多年的秘書工作，最後晉升為專業人士，這些都給人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她離婚後那幾年，從37歲到47歲，儘管面臨著經濟困難，瓦努娜還是完成了碩士學業，繼續獲取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又取得法學學位。她在自己曾經當秘書的那家大公司做了一名律師。然而不久，她又到一家小一點的公司，因為她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工作及時間。她與另外3個女律師成為這家公司的合股人，專門負責家庭和離婚方面的案子。雖然她喜歡這份工作，工作很認真，但瓦努娜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她拒絕了需要投入更多時間、出差多或需要重新安置的工作機會。
她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後，也就是她步入50歲時，家庭責任也相應地少了些，瓦努娜開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工作上。雖然還喜歡法律訴訟案件，但她開始參加有關少數族裔、女性及法律方面的學術會議。2002年最後一次採訪時，她告訴我她正要首次參加在歐洲舉行的類似會議。
朱麗葉，大約比我和吉莉安小8歲，比瓦努娜小3歲，在追求高學位、通往高階職位上的道路上卻是最一帆風順，遇到的挫折也最少。但她的丈夫病逝後，她在自己的事業計劃方面做出了最大的讓步，雖說找到了一份有意義的工作。憑著政治學博士學位，在一傢俬人基金會做一名資金籌備員，為來自貧困家庭的青少年提供幫助。她熱愛這份工作，這使她有機會把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透過社會激進主義運動發展而來的一些進步價值觀付諸於實踐。在一開始的時候，這個工作很清閒，在時間和空間上允許她全身心撫養女兒，追求家庭生活。但對她來說，僅僅做家務是不夠的。朱麗葉打算5年後她60歲時退休，她已經準備好做一份兼職工作。她正在修一些課程想成為合格的私人教練，已經在奧克蘭的一家機構當自願者，為有殘疾的青年女性提供工作和私生活方面的諮詢。
找一份有意義的工作，過著可維持的生活，能夠提供經濟上的自立和心理上的認可，但這不是單身女性生活的全部。新單身女性把自己的工作與生活的其他方面結合起來。已婚女性可能不會為了事業上的機會就搬來搬去。但有事業心的單身女性為了自己的事業升級常常需要重新安置，從而犧牲了穩定的家庭，失去了朋友圈及維持滿意的單身生活所必要的團體生活。在第五章我探討了令人滿意的工作是如何促進單身女性的獨立，反過來這種獨立又是如何促進接受單身生活的。
建立與下一代的聯絡（1）
明確地選擇沒有伴侶也要獨自養育孩子則邁出了成為新單身女性關鍵的一步。很明顯，和在要孩子問題搖擺不定的那些人相比，單身生活對於想要孩子但只有不錯的同居關係的女性來說就更困難了。我們4人對養育孩子的事情經過了深思熟慮，沒有搖擺不定，也沒有放任自流。吉莉安選擇不要孩子，尋找同下一代聯絡的不同方式；我選擇做單身母親；瓦努娜和朱麗葉選擇在結婚前為孩子做好一切物質準備，兩人都成了合格的單身母親。瓦努娜、朱麗葉和我尋找撫養上的幫助，但不是尋求來自我們的大家庭、前夫或者新伴侶的幫助。瓦努娜把她的4個小孩子組成有效的家庭單元。朱麗葉和我是從親密的朋友中獲得支援的。
吉莉安，在整個二三十歲期間“就沒想過”要孩子。但在1980年她40歲的時候，儘管採取了避孕措施，在一次隨便的性關係之後她意外懷孕了。她很明白自己從來不想要孩子，於是她選擇了墮胎，吉莉安強調不難做出這個決定。她很高興墮胎現在合法化了，不像10年前她的一個朋友（在高階法院裁定墮胎合法之前）必須到國外去墮胎。另一件她覺得幸運的事是，她的母親在生孩子這件事上從來不給她施加壓力，並接受了她將不會有一個外孫的現實。作為家中唯一的孩子，吉莉安希望她有兄弟姐妹，她更喜愛做一位姨媽。
在我追蹤採訪她的這些年（從她54歲到62歲），吉莉安與兩個年輕女性漸漸地形成了家庭式的組合。一個癌症晚期的好朋友請求吉莉安做她兩個女兒的監護人，當時兩個孩子都二十多歲，吉莉安“誠惶誠恐地把這事給承擔了下來”。她知道，不管怎樣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