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滿意的工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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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兩位女士很少和我說話，她們彼此也不說話。其中一人只比我大幾歲，是一名助教，也是本系的畢業生。大家都知道她是那個最知名的教授的情婦（後來成了第二任妻子）。我一直也弄不清楚她為什麼躲避我，是因為我們在學術上沒有相通的地方，還是因為她把我當做一個競爭對手，或者是因為她也想成為一個男孩子，透過與另一個職位低的女性的比較來顯現出她的完美。另一個女性年齡大些，大概在40歲左右，剛獲得博士學位，教一門或兩門課程。但是她的真正價值體現在她為系裡的其他“明星們”編輯的學術期刊上。我很清楚我們三個都沒有受到重視。
從來不在乎在課堂或大會上講話的我在這種場合下卻感到沉悶，而且在這些可怕的午餐會上變得結結巴巴的，我唯一的安慰就是午餐後和另外三個職位較低的教員在校園裡散步，他們也像我一樣，是“局外人”，因為他們不是從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的博士學位。這些男人抱怨說他們也感覺到被忽視了，接下來我們都嘲笑會上的假民主，因為真正的決定是由那三四個不定期碰頭的明星做出的。在哥倫比亞大學工作了兩年後，學校讓我離開，我被告知是因為沒有完成我的博士論文。但是還有一個男的，也沒有完成他的論文，卻被留了下來。我不是不瞭解在名校哥倫比亞大學作為一名全職講師被解僱具有的諷刺意味，於是就在街對面的巴納德女子學院找到一個兼職講師的位置。
1968年春天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髮生暴動時，我興沖沖地加入了，雖然我沒有成為那場政治運動的骨幹分子。我記得的一個片斷就是述說等級被顛倒過來的情形，混在學生中的一些社會學系的研究生佔領了費爾維德大廳，那是最資深教授的辦公地點。教授們為了辦公室裡拿不出來的研究材料而焦急萬分，在樓前踱來踱去。研究生們邀請我們幾個局外的低階教員加入到他們之中。我們告訴那些高階教授要檢查他們的辦公室。後來，社會學系的教職工開會討論暴動的事。在會上我第一次大聲發言，為學生辯護。當一個資深教師對我喊叫時，我當時是很開心的。現在我終於有了自己的聲音。我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有關哥倫比亞學生暴動之事的。
一年後，也就是1969年的春天，我參加了哥倫比亞大學婦女解放運動的成立大會。我記不起當時為什麼定出了這樣一個名字，我知道大多數參與的學生和教師都來自巴納德學院。或許是為了嘗試打破女生聚集區，或是利用哥倫比亞大學的名牌效應的緣故，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1972年，30歲出頭的我去了海灣地區，部分是為了與一個男人相處，也因為我覺得那裡既有城市生活的便利又有戶外活動的自由。與紐約比起來，那兒的政治和學術環境似乎更開放些。一年後我放棄了在紐約城市大學皇后學院的終身受聘（但非終身任職的）工作，到聖何塞做了一名講師。雖然戀愛沒有結果，但我決定如果我能在高校找到一個穩定的教學職位，我就留在北加利福尼亞。1975年我在桑拿馬州立大學得到了一個助教的職位，在那裡我的職位最低，但又在教書和建立女性研究系方面很有成就感。我的幾個同事對我的決定倍感失望，他們認為我應該更認真地對待我的事業，在一所更有名望的大學裡任教。但我想停止漂泊了，我需要朋友、團體和一個家。這個決定我絕不後悔。
吉莉安最終也從事教育事業，卻經歷了一個更曲折的過程。20世紀60年代中期她來到了洛杉磯，為的是要改變一下生活方式，不是為了追求事業。在一家洛杉磯法律大公司當秘書一年之後，她厭煩了。她申請攻讀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歷史學博士學位，1966年被錄取並開始了她的學業。雖然她是一名好學生，她還是覺得被忽視了，而且沒人鼓勵她去申請獎學金和助學金。在整個研究生教育期間，只有一名教授是女性，所讀的書只有一本是由女性編寫的，導師很少指導她。
追求滿意的工作（3）
她用繼承的財產（父親留下的）支付了大部分學費。但為了掙到生活開銷和避免再做秘書，她申請了社群學院的教師職位。她得到了一個，後來又得到另一個，雖然需要坐通勤車去工作單位。她發現自己喜歡教書。她熟悉的講課方式在那裡不適合，於是她嘗試課堂上有更多的師生互動，這樣教學效果令人相當滿意。1970年她在一所社群學院找到了一個暫時的全職工作，由於她的嬉皮士男友跟隨而來，他們搬到了離工作單位近的地方。雖然教書佔用了她的時間，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