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來上課，就安排我給名校哥倫比亞大學上一門課。那時我還沒有完成博士論文，也從來沒有講過課。26歲的我就被推到一個極其精英化和性別歧視的機構——幾年後我才學到的一個詞——在那裡我是個很異常的人。接下來的兩年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孤獨最難熬的日子。
在我去紐約前，有幾個教授和同學就警告過我要當心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他們由於引誘女研究生而臭名遠揚。因為我是受聘在那兒的第一位沒有配偶的年輕女性，也不是那些男教授的學生，他們認為我肯定會被當做“一塊鮮嫩的肉”吃掉。
我非常恐懼，從來沒有到辦公室看過他們，甚至他們邀請我時，我也沒去。我也很少撞見他們，因為我的辦公室是在公共研究學院的底層，而他們的則在更有聲望的研究生院或哥倫比亞學院。我在系裡的教職工大會上的確見過他們，會議是午飯時間在男職工俱樂部舉行，每月一次，但我們都無話可說。在會議開始時主席不止一次地宣稱，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午餐會議有“三位可愛的女士”加入，這是多麼美好時，我只能生悶氣了。這個俱樂部是出於禮節作為例外才讓我們參加的。
追求滿意的工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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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兩位女士很少和我說話，她們彼此也不說話。其中一人只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