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了幾年隨性的愛情後，朱麗葉又處於另一場戀情之中——同樣有很多的自由空間——同伊麗莎白，她生活和工作在距這兒有4小時車程的地方。雖然她們從沒有在一起生活過，如朱麗葉所說：“它真是一種美妙的，美妙的關係。”這種關係持續了8年多，但到她女兒傑西去東部讀大學的時候，朱麗葉開始對她與伊麗莎白的關係不滿意了。她渴望一個住得近些更性感的伴侶。她想把激｜情和友情合為一體。於是朱麗葉開始改變她們的關係，由情人到朋友。她們的關係依然親密，朱麗葉說：“我們是好朋友，她是家庭成員之一，我的女兒和兒子真的很喜歡她。”
到了50歲左右的時候，我和吉莉安、瓦努娜、朱麗葉意識到非傳統的關係不適合我們。但我們四個所做出的選擇為我們從三十多歲到五十多歲繼續單身創造了單身生活所需的各方面支援條件。我們早期經歷的非傳統生活便於我們接受長期單身狀態，但現在除了我們沒有配偶外，我們已經營建了很傳統的穩定的生活。我們的經歷及那些在別的章節所描述的長期單身的女性，為營造滿意的單身生活提出了六項必要（但未必充分）的支援條件。
精心打造滿意的單身生活所需的支援要素
這六項支援要素是：滿意的工作；同下一代的聯絡；擁有一個住所；同朋友圈和大家庭網路的親近關係；社團；不管已有積極的性生活還是獨身都要接受性行為。
追求滿意的工作（1）
在後來採訪中產階級單身女性新參與者時，我挑出沒有權力和沒有高薪職業的女性。雖然在研究的所有女性中，工作對她們來說都很重要，但很少有人在研究所工作或有顯赫的職位，而且很少有人是工作狂。
對我們四個人來說，找有意義的工作——工作能給我們提供經濟保障，而且能證明身份，有目標感——成為考慮的核心。我們都追求當時在家中別的女性沒有的高學位，沒有從事過的專業。到了中年，我們都不再堅持這些，而是把工作與生活上的選擇和目標結合起來。我們都選擇在一個地方住下來，而且通常在研究院工作，而不是搬來搬去追求更高的職業機會了。
早在20世紀60 年代，我在研究生院讀第一年的時候，就決心要成為一名教授，但我知道這個目標很難實現。1962年到1966年我在芝加哥大學讀研究生的那幾年，先是學教育學專業，之後是社會學，我的內心一直充滿矛盾。我喜歡學習，也很用功。灰色的哥特式的建築，小型研討會上的學術探討，強調各學科間的交流，還有不重視級別和資格的學術氛圍，及幾乎提供給所有研究生的適當獎學金，這一切使我覺得我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不知不覺地，我在成為一個男孩子，以和男同學辯論來引起男教授的注意。但我還是女生打扮，儘管沒有挑逗性，風格上——短裙、長筒襪、輕舞鞋。在一個12月份，我完成了所有課程並透過了申請博士專案的考試之後，我精心製作了聖誕甜餅（我母親常做的），用盤子端給教授（全是男性）和秘書（全是女性）。他們都驚呆了，因為沒有人認為我擅長家庭生活。
我沒有真正的朋友，系裡的一個女性朋友讀完碩士就離開了，我一向看不慣那幾個嫁給同班同學的女生，我和別的男同學都感覺她們不太嚴肅。幾年後，她們中的一個人，還在婚姻之中，告訴我我令她感到望而生畏，相形見絀，我都不記得那時的我是什麼樣子了。我認識幾個別的系的女生，但我們之間從不談論個人問題。我也沒有一個能密切交往的導師，尤其不喜歡給我上過課的兩個女教授。我感覺她們很冷漠，她們的工作（作為夫妻團隊的一員）我也不感興趣。回顧過去，我確信看到男性在細微之處露出對她們的蔑視。在我讀研究生的第二、第三年裡，漢納·阿倫德特是我敬仰的著名政治哲學家，就住在我那條街的對面。我能在自家的窗子前看到她進出家門，還去聽過她的一些講座。但是由於我敬畏她的博學，敬畏她那德國人的風格而始終不敢接近她。
雖然我從來沒有考慮要背離這一職業道路，但是孤立於其他女性之外讓我付出了代價，我經常感覺到孤獨、彷徨。這一點以及我熱衷成為知識分子的慾望，導致我與兩個已婚教授的秘密戀情，他們中的一個在芝加哥大學的職業學院，另一個在國外的一所大學。這樣我走進了有抱負的職業女性擁有的共同模式。雖然我心甘情願地成為他們的第三者，但是這些關係沒有給我帶來快樂。
1966年我被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聘為全職講師，在公共研究學院（非重點）給成｜人學生講課。因為一個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