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播事業，使它適合自己的目的。他的任務所以比較容易實現，是因為在德國，像在歐洲其他國家一樣，廣播事業是由國家所擁有和經營的壟斷事業。1933年納粹政府一上臺，國家廣播公司就自然落在它的手中。
電影仍在私人公司手中，但是宣傳部和德國電影協會控制了這個企業的每一個方面。用一篇官方評論的話說，它們的任務是“使電影業脫出自由主義的營利思想的範圍？？從而使它能夠接受它在國家社會主義國家裡必須履行的那些任務”。
結果是德國人民受罪，只能聽到和看到同他們的報紙和期刊的內容同樣空虛和令人生厭的廣播節目和電影。德國的觀眾，向來是默默順從別人告訴他們應該看些什麼的，但是即使是這樣好說話的觀眾也發生反抗了。納粹電影上映時門可羅雀，而經戈培爾許可在德國放映的少數外國影片（多半是乙級好萊塢影片）則門庭若市。在30年代中期有一個時期，德國影片老是遭到噓聲，以致於內政部長威廉·弗立克對“電影觀眾的叛逆行為”發出嚴厲警告。廣播節目也遭到了群眾極不客氣的批評，德國廣播協會主席霍爾斯特·德萊斯勒一安德萊斯說這種吹毛求疵是“對德國文化的侮辱”，不能予以容忍。
在30年代的那些日子裡，德國聽眾仍可收聽許多外國電臺的廣播，而不致像戰爭爆發以後的時期裡那樣會有喪失生命的危險。或許有很多人曾收聽外國廣播，雖然本觀察家的印象是，隨著一年一年地過去，戈培爾博士證明了他的看法是對的，即廣播變成了這個政權的遠遠超出其他一切的最有效的宣傳工具，在改造德國人民，使他們適合希特勒目標這一點上，比任何別的宣傳工具都起著更大的作用。
我本人不久就有這種體會：在一個極權國家裡，一個人是多麼容易聽信說假話的和受檢查的報刊和廣播啊。雖然我不像大多數德國人，我每天可以看到外國報紙，特別是出版後第二天就到達的倫敦、巴黎和蘇黎世的報紙，我經常收聽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和其他外國廣播，但是由於職務關係，我每天必須花許多小時瀏覽德國報刊，收聽德國廣播，同納粹官員們談話，到黨的集會上去旁聽。我驚奇地而且往往是大吃一驚地發現，儘管我有很多機會知道事實真相，儘管我根本就不信任從納粹方面來的訊息，但是多年來一再聽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報道，自會使人留下一種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沒有在極權國家裡住過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象，要避免一個政權的不斷的有用意的宣傳的可怕影響，＇248＇ 有多麼困難，在一個德國家庭裡，或者在辦公室裡，或者有時候在一家飯館裡、啤酒館裡、咖啡館裡，跟一個陌生人的偶然交談中，我常常會從看來是受過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裡聽到最蠻橫武斷的主張。顯然，他們是在重複他們從廣播中聽到的或者從報紙上看到的荒唐意見。有時候聽到這種胡說八道忍不住也照樣要說說自己的意見，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看到一種極為懷疑的眼色，一種默然震驚的神情，好像你褻讀了上帝一樣，於是你就會了解到，想要跟一個頭腦已經變了樣的人接觸，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他認為凡事就是像希特勒和戈培爾悍然不顧事實地所說的那樣。
第三帝國的教育
1934年4 月30日，伯恩哈德·盧斯特被任命為科學、教育與人民文化部部長。盧斯特是衝鋒隊的大隊長，一度擔任過漢諾威黨領袖，是個納粹黨員，又是希特勒自從20年代初期以來的朋友。在國家社會主義奇怪顛倒的世界裡，盧斯特是極為適當的人選。他原是個小地方的失業教員，在1930年因有思想不穩定的表現而被共和國時代的漢諾威當局解僱。他的狂熱的納粹主義思想可能是被撤職的部分原因，因為盧斯特博士宣傳納粹思想像戈培爾那樣熱心，像羅森堡那樣糊塗。在1933年2 月被任命為普魯士科學、藝術與教育部部長後，他曾誇口在一夜之間“使學校不再成為一個玩弄學術的機構”。
這樣一個沒有腦筋的人現在獲得了控制德國科學、公立學校、高等教育機構和青年組織的獨裁大權，因為第三帝國的教育，按照希特勒的規定，並不限於在擁擠的課堂裡進行，而且要在各級青年團體中進行斯巴達式的政治訓練和軍事訓練。大學和理工學院裡只能吸收很少數的人，因此這種教育不是頂點，頂點是在18歲時先參加強迫勞動服役，然後應徵入伍在武裝部隊裡服役。
希特勒對“教授”，對學術生活的輕視，在《我的奮鬥》中已屢有流露。
他在這本書裡表示過他對教育的一些想法。他寫道，“一個民族國家的整個教育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