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目標，決不可以只是灌輸知識，而是要造就十足強健的體魄”。
但是，更重要的，他在這本書裡強［249 ］調過爭取青年和訓練青年，為“一個新的民族國家”服務的重要性，這是他在成為德國的獨裁者以後仍舊常常談到的一個問題。他在1933年11月6 日的講演中說，“當一個反對者說，‘我不會投向你那邊的’，我就平靜他說，‘你的子女已經屬於我們了？？
你算什麼？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後代現在站在新陣營裡。在一個短時期後，他們就將不知道別的，而只知道這個新社會’”。1937年5 月1 日，他說，“這個新國家將不把它的青年交給任何人，而是自己管青年，自己進行教育和撫養”。這不是空口說白話，當時實際發生的情況確是如此。
德國學校，從小學一年級直到大學，很快就納粹化了。教科書匆忙地重新編寫過，課程也改變了，《我的奮鬥》被奉為——用教育工作者的機關報《德意志教育家》的話說——“我們在教育方面的絕對正確的指南星”，看不到這種新的星光的教師則被清除出去。大多數教師都是感情上或多或少納粹化的，如果說不完全是黨員的話。為了加強他們的思想，他們被送到特別的學校裡去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