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層深深的替老師出死力氣。
眼下，方獻夫因找到了聖人之道，遂毅然辭職，退隱於西樵山中以成其志。
像方獻夫這樣的在明代雖非絕無僅有，但也著實難得。陽明著眼點也與眾不同，他說獻夫之所以能脫出世俗之見，是因為他能做到“超然於無我”！從這種活生生的真人例項中更能理解王的“無我”是個什麼意思。
王的思路是“大無大有”，類似釋家那個“大空妙有”。先無我才能真有我。無生有，也是道家的理路。“無”的境界只能透過去蔽、減去習得的經驗界的雜質才能得到。他描述的心本體就是這種本來無一物的純粹“物自體”（仿康德術語）。
方獻夫用兩年的時間完成了三次“飛躍”，靠的是“無我之勇”。對於這種善變而非惡變，從而有了入道如箭的氣勢美的學生，陽明發自內心的為之廣而告之：
聖人之學，以無為本，而勇以成之。
１０．說不可說
陽明熱心佈道，舉辦沙龍，與湛、黃等人密切過從，甚至在一起吃住。明人雖然講學成風，但在京城、在官場中，像他們這樣近於痴迷的以講學為事業的，還是非常“個別”。陽明成為天下最“多言”之人，就連湛甘泉這樣的清瞿淡雅的也被“病”為多言人。而湛又批評王太多言。
沒辦法，不講學，聖學不明；講學，就得說話。他們唯一能夠給人類做貢獻的就是個講學。再說，他們講學，又不干預現實，更不會危害皇權。他們盡講些羲皇上古、純粹心本體之類的話頭，不是比那些專意勾心鬥角的派別活動更有利於現行統治麼？但是那些人反過來指責他們多言。
至少表面上不太在意別人的臧否的陽明，也不得不找適當的方式順便為自己辯解幾句了。
他的朋友王堯卿當了三個月的諫官，便以病為由，辭職回家了。有交誼的紛紛贈言，但堯卿還是要他寫一篇。諫官本是言官，是職業多言派。所以，他帶著牢騷說：“甚哉！我黨之多言也。”然後說，言日茂而行日荒，我早就想沉默了。自學術不明以來，人們以名為實。所謂務實者，只是在務名罷了。陽明說，我討厭多言。多言者，必是氣浮、外誇者。據陽明的觀察：
氣浮者，其志不確；心粗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
人們都誇獎堯卿及他這種選擇，但陽明不以為然。他認為，自喜於一節者，不足進全德之地；求免於常人的議論，難進於聖賢之途。
是的，單求無言免禍，結局必然是一事無成。這個王堯卿就不見經傳。
責備陽明多言的湛甘泉，在當時上等華人圈中的知名度不比陽明低，最後官做到南京禮、吏、兵部尚書，活的年齡幾乎比王大一倍，九十五歲壽終正寢。然而他的影響和貢獻都不如陽明大。儘管他的理論有的地方比王學純正。就因為在講學上多言上，他不如王賣力氣。
但是當時也有人說湛多言的。陽明在猴年即送完堯卿的次年，送湛去越南時也為他寫了一篇“序”，為人們說湛多言和近禪而辯解：用多言怪罪他是無濟於事的，他是個罕見的聖人之徒；真正的禪尚不多見，何況他是個真聖人之徒。
他另一個朋友王純甫到南京當學道，這又是一個要說話的差使。教無定法，人人素質不一。怎麼辦？陽明說：“不一，所以一之也。”因材施教是不一，同歸於善是一。多言，是曲致之法。但太多了，則失之於支離，或打了滑車。太少了，又會流於狹隘。從無定中找出定來，在不一中建立一，才是本事。
若以為陽明是個口舌辨給之徒，那就錯了。他的口才固然超人，能一言中的，也能曲折言說。但他的確是反對、憎惡滑舌利口之徒的。他之多言，恰似孟子不好辨卻不得已總在辨。他真心呼喚人們建立起“自得”意識，不要打水漂，不要為外在的東西狼奔豕突，把所有的營養都用來培養心體這個大樹之根。
他現在的官銜是驗封司主事，所以人們俗稱“王司封”、他也自稱“司封王某”。《別張常甫序》的開頭就是司封王某曰，他問張：文詞亮麗、論辨滔滔、博覽群書，自以為博，算真正的好學麼？張說，不算。
他又問：形象打扮得挺拔，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為是在實踐聖學，算數麼？
張說：不算。
他接著逼問：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為是在靜修聖學，這樣做對麼？
張沉吟良久，按說應該說對了，但王的意思顯然還是不對、不夠。張說，我知道了。
王說，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