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了就好。古代的君子正因為總認為自己不知道，才真正能知道。現在的人總覺得自己無所不知，也就有不知道的時候了「這是“很難真知道”的宛轉說法」。事實上，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間、義利之間的界線是既精確又微妙的。我上面說的那些是為了引發你深入思考。
也的確發人深省。平常的見識，總以為那種靜修的做法是入道得體的修為了。其實， 那才是小學功夫、努力把放跑了的追逐外物的心收回來，離正確的標準還有更難達到的距離。而且跑偏到喜靜厭動、一事不為，就成了坐枯禪了。
他的朋友梁仲用本是個志高而氣豪、志在征服世界的英雄，仕途也相當順利，但他忽然說自己太躁進了，覺得還沒征服自己就去征服世界，太荒唐了。於是轉向為己之學，反省自己氣質上的偏頗，盡隨意說些現成話，遂給自己起了一個“默齋”的室號，以矯正自己太隨便的毛病。陽明為此作了一篇《梁仲用默齋說》，奇Qisuu書網他說：我也是天下多言之人，哪裡知道什麼沉默之道？
他先說了多言的病根：一是氣浮，一是志輕。氣浮的人熱衷於外在的炫耀，志輕的人容易自滿松心。但是，沉默包含著四種危險。如果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辨，只是自己哄自己的傻悶著，那是種愚蠢的沉默。如果用不說話討好別人，那就是狡猾的沉默。如果怕人家看清底細，故做高深掩蓋自己的無知無能，那是捉弄人的沉默。如果深知內情，裝糊塗，佈置陷阱，默售其奸，那是“默之賊”。
據說，不叫的狗才咬人，發陰的人不好相處。心學搞“陽謀”，憎惡陰謀。
看來，多言與寡言不能定高下，這只是個外表，內在的誠偽才是根本的。就像有的人因不變而僵化，有的人因善變而有始無終。關鍵看你往哪裡變、是在變好還是在變壞，是個怎樣變的問題。
陽明的朋友、學生方獻夫就因有“無我之勇”，而入道如箭。無我才能成“自得”之學，修聖學須無我、自得－－心學辯證法就是如此。
陽明的無我，像胡塞爾“懸隔法”，把來自經驗界的東西甩開，首當其衝的是把官方推行的、士子隊伍中流行的、他認為已非朱子本意的朱子學甩開。他在猴年為湛甘泉送行的“序”中，完整準確的闡述了他、也包括湛告別流行朱學的原因。而且下筆就是一掃千年－－自顏回死而聖人之學亡！
曾子把握住了孔子的一貫之道，傳給了孟子。又空白了兩千年，才有周濂溪、程明道接續上孟子的傳統。但是，「他沒明點朱子的名，卻分明指的是朱子」緊接著便出現了暗流－－在大肆研究儒學的活動中遮蔽了聖道：“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這給後來李贄他們批判假道學定下了基調。
陽明的自得，是自身擁有的道德水平，而非有知道多少外在的倫理學知識。他用憤激的語調說：今世學者都號稱宗孔孟，罵楊朱和墨子，排斥佛、道，好象聖學已大明於天下。但我仔細觀察，不但見不到聖人，連做到墨子之兼愛的、楊朱之為我的也沒有。更沒有能做到道家那種清靜自守、佛門那種究心性命的！楊、墨、佛、道還能講究“自得”，有內在的修持，能養育內在的境界。而那些號稱聖學正宗的人卻只是在做學問、混飯吃！這都是記誦辭章這種通行做法給搞糟的。他們的“成功”世人告訴仁義不可學、性命不必修行。
他們做外緣功夫，本是緣木求魚的活計，卻攫取了現實榮華，自然覺得內緣的自得之學是徒勞無益的了。用孟子的話說，他們要的是“人爵”，自得之學修的是“天爵”。天人又合不了一，高尚便成了個人愛好一類的事情，難受也是你自找的。他的知行合一之旨，只能打倒外緣性的求知的做法，才有可能歸攏到“致良知”正軌上來。
１１．反身而誠
猴年（１５１２年，正德七年），他的另一個好同志黃綰也告別京華，歸隱天台山，去專門修練自得之學，以期明心見性去了。這只是脫產進修，並非真正金盆洗手。他是靠恩蔭賞賜入仕，是“任子”，以他的性格是不會當隱士去的。這自然不用多加理會。精於識人的陽明也無法看清他死後黃綰會怎麼變化。現在，他對黃是大動感情，他死後，黃也對他極仗義。黃對別人“反覆”“傾狡”是政治鬥爭的需要，用西方諺語說是“搞政治的人無良知可言”。王陽明總想使搞政治的人有良知，雖不像老式儒者那麼把政治倫理化，還是想在靈魂深處打通它們，但是很難，所以才有破心中賊難的浩嘆。
他本人也不是那麼絕對純粹的，他的《別黃宗賢歸天台序》寫的“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