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已流為放逸的王學後徒的隨便作風。他們還都有些陸九淵氣，象北宗禪一樣堅持基本底線。
至於辯論朱陸之是非同異，陽明深不以為然，他在《象山文集序》的結尾處說：爭論這種問題，其實是人們“持勝心、便舊習”的不良心理在作怪。人們又愛隨聲附和，相信耳朵不相信眼鏡，盲目說現成話，象矮子看戲一樣跟著人家哭笑，而不知道為了什麼。其實只要人們親口嚐嚐這個梨子的滋味，用本心來體會，放棄任何先入為主的成見，就不會有什麼無聊的爭議了。
什麼問題都發生於不能明心見性，從而不能明辨是非。
他為陸九淵的文集作序是在庚辰年，四十九歲時，次年，五十歲時，他又以江西最高行政長官的權力，“牌行撫州府金溪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仿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因為，他覺得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術卻久抑而不彰，既不得享配聖廟之典，子孫也沾不上褒崇之澤，太不公平了。當年在龍場請陽明主持貴陽書院的席書，也深以陸學不顯為恨，作《鳴冤錄》寄給陽明，表示要以弘揚陸學為己任，就是天下都非議自己也在所不顧。 陽明很想念這位老朋友，在收到他的信和《鳴冤錄》後， 給他寫了封熱情洋溢的心，先是讚美他這種卓然特立的風格、以斯道自任的氣度，“非獨與世之附和雷同從人非笑者相去萬萬而已”，陽明很激動，特別想與他作“信宿之談”，曾在席可能路過的碼頭口子上派人等著他，結果白了；王本人“駐信城著五日”，結果是“悵怏而去”，他感慨地說：“天之不假緣也，可何如哉！”看來，他還沒練得心
體寧靜到毫無情緒波動的地步，還在發這種文人喟嘆，自然也是一種抒情方式而已。
在莽莽人海中找到志同道合、性情相契的戰友，那份精神上的愉悅是千金難買的。因為此學久不明，蓋因人們入耳出口，不肯誠心誠意地接受之，好象談飲說食永遠也吃不飽式的。陽明說自己近年來才實見得此學，陸學之簡易直截的確是“孟子之後一人”。
但他們的這些努力，都未能扭轉朱顯陸晦的局面。
８．達則遍境是
回到陽明四十歲這一年來，這一年，就現在能見到的文字而言，他終於正式對陸學表態了。以往似乎是掩飾來路似的，對陸學隻字未提。還有一種可能是他有過評說，未能保留下來。一果多因，後人難以妄擬。這次表態，起因於他的兩個學生爭論，王輿庵讀陸的書，頗為相契，頗有先得我心深得我心之感。徐成之則不以為然，以為陸是禪，朱才是儒之正宗。兩人都是操持著社會平均水平的流行說法，也因此而相持不下，徐寫信請陽明定奪。
陽明先抽象肯定他們這種辯明學術的熱情，說：學術不明於世久矣，原因在於缺乏自由討論，而辨明學術正是我輩的責任。但是，你們的態度和論旨都有問題。就算你說輿庵肯定陸學有失誤，也不能證明你正確。他肯定陸沒有說到點子上，你肯定朱也沒有搞對頭。因為你們只是在求勝，而非志在明理。求勝，則是動氣；而動氣會與義理之正失之千里，怎麼能探討出真正的是非？論古人的得失尤其不能臆斷。
你們各執一端，不肯全面完整地領會朱子和陸子的本意。耽於口號之爭一點也不能解決已有的問題。
王輿庵本想辯證地理論各自的得失利弊，把話說的一波三折的，說陸“雖其專以尊德性為主，未免墮於禪學之空虛； 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為聖人之徒。若「朱」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正心誠意之學矣。”陽明下手就抓住了其貌似全面卻不盡不實、自相矛盾之處：既說他尊德性，就不可說他墮於禪學之空虛；他若墮於禪學之空虛，就不可能尊德性了。
徐成之也是想追求全面、也是想學陽明的辯證術，但其術未精：朱“雖其專以道問學為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陸」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陽明同樣從其自相矛盾處教導之：真正的道問學是不會失於俗學之支離的，若失於俗學之支離，就不是真正的道問學。
陽明用一種絕對主義的純正立場來點化這兩位想辯證卻流於相對、從而浮在表面的徒弟。他們倆的問題在於都各執一偏，必欲各分派朱陸專主一事。當然，這種分派是流行已久的“現成說法”，他們沒有深入鑽研便各取所需的各執一辭起來。王陽明認為真正的聖學是“尊德性而道問學”一體化的，這也是通儒的共識，三百年後，龔自珍也這麼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