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將聖學分成側重修養與側重學問，是“後儒”們根據自己的特長形成的一種分疏，絕非聖學的本相。 陽明說： 現在的問題是“是朱非陸，天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就是沒有你徐成之的爭辯，王輿庵也不能讓陸學大行天下。你們這種這種爭論是無聊的，你們要聽我的就趕快“養心息辯”。
他寫回信這一天，正好有客自遠方來，須應酬，很亂乎，便匆匆擱筆，儘管就古人通訊的常情而言，他寫的已不算很短，就他本人而言，也是長信了。因為他也覺得有必要正視這個問題了。更準確的說，他也有實力、從而有興趣為陸學一洗四百年沉冤了。
但是徐成之不滿意，說先生漫為含糊兩解，好象是暗中幫助王，為他的說法留下發展的餘地。陽明讀信，啞然失笑。他勸告徐：君子論事應該先去掉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處有我之境，則此心已陷於邪僻，即使全說對了，也是“失本”之論。
他用極大的耐心、誨人不倦的佈道精神、平靜的哲人語氣，深入闡發了朱陸學說的精義。陸未嘗不讓學生讀書窮理，他所標舉的基本信條都是孔、孟的原話，絕無墮入空虛的東西。唯獨“易簡覺悟”的說法讓人生疑，其實“易簡”之說，出自《易》的“繫辭”，也是儒家經典；“覺悟”之說，雖有同於佛家，但佛家與我儒也有一致之處，只要無害，又何必諱莫如深、如履如臨呢？朱也講“居敬窮理”，也是以“尊德性”為事的。只是他天天搞註釋訓解，連韓愈文、《楚辭》、《陰符經》、《參同契》這樣的東西也註解，遂被議論為“玩物”「這顯然是心學家的看法，文化山的建構居然被視為“玩物”，真了不得」。其實，他是怕人們在這些領域瞎說八道、便用正確的說法去佔領之。世人、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越折騰越麻煩，便掉過頭來反說朱子“支離”。這乃是耗子眼裡看上帝的流行病。－－他現在已有了“拉”朱子入夥、萬物皆備於我的意向。在他心裡埋下了為朱子作“晚年定論”的伏筆。
他覺得朱陸之別隻是像子路、子貢一樣同門殊科而已，若必欲分敵我、舉一個打一個，就太愚蠢了「這種強調對立的敵我意識、黨同伐異的門閥作風其實是一種專制病，凋敝學術誤盡蒼生」。我對朱子有無限的敬仰深情，決不會再重複過去那種同室操戈的把戲，來故意抬高陸子，這有我平素對朱子的尊敬為證。但是朱學已大明於天下，普及於學童，已用不著我來特表尊崇。而陸學被俗儒誣陷為禪學、蒙不實之冤情已四百年了。沒有一個人站起來為他洗冤，若朱子有知，也不安心在孔廟受人供養矣。他深情的說：
夫晦庵折中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 ，以示後學篤實為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
朱陸之爭是後期儒學一大公案，王陽明的對策是：領會精神、堅持原則。他不可能去做學案式的疏理，這不符合他的個性，他認為那樣做是類似拔雞毛而不在咽喉上著刀，解決不了問題。他幹什麼都主張簡捷。像他這樣單憑態度就要改變局面的做法，只能在中國師徒式教育中才可能有效。
他是靠立心學來破理學，最後也是以他獨特的建樹大面積的改變了理學一統天下的局面。但談何容易！
陸九淵不著書，主要靠自身修養立境界，靠門徒擴大影響。當時，他的學生有轉而跟了朱熹的。朱的學生也有轉而跟了他的。黃宗羲說，在徒弟互相轉來轉去這一點上，特別像王陽明、湛甘泉兩家。王、湛同屬大心學一脈，轉換師門，大路子不變。由此是否可以推測：朱陸兩家在當時人眼中可能也更多的看到了互補性，而非水火不容？
其實，世道迴圈，螺旋式重複：現在陽明顛覆朱子，猶如當初朱子顛覆流行官學也。朱子為扭轉當時朝廷頒佈的《十三經注疏》與王安石的《三經新義》而私下著《四書集註》，朱子所尊的程伊川之洛學，在當時也不是朝廷科舉所尊的官學正說。伊川在北宋、朱子在南宋都是曾被朝廷當做偽學而加以禁止。
陽明為反對朱學造成的以章句訓詁之學取科舉功名的風氣，而創辦私學，注重實修德性，與當時的“應試教育”大異其趨，與當年朱子所為卻異曲同工，目的都是為了振興儒學。
朱子當年樹異於漢唐儒學的“家法”、樹異於宋朝的官方儒學，也是絕大的勇氣與改革。陽明樹異於朱、反本於陸，只是糾偏治弊，主張在實踐中真去落實那些義理，反對紙上空談義理。針對性極強，而且功不可沒。禪宗的改革史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