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商界的影響，招募商股。朱其昂、朱其詔兄弟也是會辦。至於盛宣懷，也是個會辦，與徐潤他們平起平坐。李鴻章如此佈局，自有他的道理。因為要舉辦這樣一個投資幾十萬、上百萬銀兩的大型企業，話雖好說，而集資殊難，沒有錢萬難總其成。公款有限，只能出二十萬兩。盛宣懷牛犢出山，初涉洋務，在集資上難有號召力。而唐廷樞、徐潤、朱其昂等，已有多年的洋行和商場經驗，在商人中號召力極大，他們本人還能帶大筆投資進來。權衡下來，李鴻章只能再委屈一下盛氏。
盛宣懷不情願當這個“牛後”，而李鴻章偏偏要他當這個重要的“牛後”。於是有了這樣的分工：唐廷樞、徐潤主管攬載、招股等輪運各務，代表商方；朱其昂、朱其詔兄弟主管漕運事宜，代表官方；而盛宣懷地位非常微妙，要兼管漕運和攬載二事，等於兼了“官”、“商”兩個方面的角色，說具體也具體，說架空也架空，實際上是個非常重要但是有點尷尬的位置。李鴻章老謀深算，目的是要透過他察看和掌握輪船招商局的一切。盛宣懷畢竟不是小肚雞腸之人，儘管不情願，還是走馬上任了，後來果真開創了響噹噹的局面。
唐廷樞任總辦以後，憑藉他個人在商界的影響力，招商局資金匱乏的局面一下子改觀了，從不足二十萬兩一躍而為一百萬兩，其中徐潤一個人就投資二十四萬兩，為企業輸了血。唐廷樞的辦法原則上與盛宣懷是一致的，只是唐更多地強調了“商”的利益，而盛則更強調“公私合營”，即官督商辦。這在輪船招局初辦之時還看不出多大優勢，然而時間一長，尤其是面臨外商激烈競爭時，“官”的力量就成了可靠的後盾。在這一事關前途的大政方針上，盛宣懷絕不是一般商人能望其項背的。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三章 洋務巨擘（3）
1873年年底，輪船招商局已經有天津、漢口、長崎等十九個分局，該局的“伊敦”輪已經能駛往日本長崎、神戶、菲律賓、呂宋島等地了。1874年7月，招商局公佈了第一屆結賬，盈餘兩千一百兩銀。1875年7月第二屆結賬，已能結餘兩萬四千兩銀，首次分發花紅六千七百餘兩。全域性上下自是皆大歡喜。
1875年秋天，盛宣懷奉命督辦湖北煤鐵局，同時另外還有其他實業要辦，暫時離開了輪船招商局。可是非常奇怪，盛宣懷一離開就出了問題，第二年（1876年7月）結賬結下來，居然虧損三萬五千兩銀。
他雖在湖北辦礦，但招商局的要緊的事情還是過問的，比如收購美國旗昌公司的事情，他仍是主謀之一。
“水線”之戰
1880年秋，李鴻章又委派盛宣懷舉辦電報事業，統籌全國各地電線電纜的鋪設，建立國家電報局，把洋人非法在我國鋪設的“水線”，該拆的拆，該買的買，以爭回電報自主權。這件事“創行之始，人皆視為畏途”，因為這不同於辦一般的實業，前面虎狼成群，先得在談判桌上“推磨”，掃除了障礙，事才能辦成，這是一場政治、外交和個人膽識的較量。
早在19世紀60年代，英、美、法等國就數次向清廷提出，要在中國設立電報線。清廷出於維護自身利益，一次次地加以拒絕。當時的江西巡撫沈葆楨講得好——“倘任其安置飛線，是地隔數千裡之遙，一切事件，中國公文尚未遞到（那時朝廷的聖旨是靠五百里快騎、六百里快騎、八百里快騎馬上傳遞），彼已先得訊息，辦事倍形掣肘。且該線偶值損壞，必歸咎於官民不為保護，又必叢生枝節。”“外洋之輪船捷於中國之郵遞，一切公事已形掣肘，若再任其設立銅線，則千里而遙，瞬息可通，更難保不於新聞紙中造作危言，以駭觀聽！”可惜那時該巡撫大人雖然看到了電報如此神通廣大的作用，卻沒有建議清廷自辦電報，而只是一味限制不讓外國人辦。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官府見有外國人私自鋪電纜、架電杆了，就暗中鼓動百姓去拆電線、毀電線杆，進行阻撓。
1870年，清廷作出了外國“電款線沉於海底其線端不得牽引上岸，以分華洋旱線界線”的規定，對他們進行限制。但是他們既然已被允許鋪設海底電纜，就必然得寸進尺，想方設法把線頭牽引上岸，他們總不能把電報房設在海上吧。
最能跟清廷搗亂的是丹麥人。19世紀70年代初，他們派出一條船，在沙俄軍艦的護衛下，悄悄駛出海參崴軍港。船開得很慢，一邊行駛一邊拖著一根長長的“辮子”。原來這是一艘丹麥通訊工程船，正在向海底鋪設“水線”（即海底電纜）。他們的目標，首先是到日本長崎，然後再伸到上海吳淞口，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