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們這一區今天還在工作，而他們沒有。”
鐘聲仍不停地響起。星期一及星期二，我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因為有好幾張訂單都懸而未決。客戶雖然已經說沒有問題，但最後一些細節仍僵持著。有些時候，辦公室的電話線都被佔滿了，不是業務人員或經理人正在與羅徹斯特總部討論訂單的內容，就是某一業務組正與客戶的總裁經由電話系統開會。即便是客戶源都已開發的業務人員，也會待在辦公室，幫同事打電話給客戶。例如，波·穆蘭（Bard Mullen），她本季雖已不可能領到獎金，但仍在另一個業務代表的客戶辦公室裡坐了五個小時，等看客戶簽約，以便對達成目標有所貢獻。有些我和保羅認為已經沒有機會簽下來的訂單，竟然都開始朝對我們有利的方向進展。
不論合約是否已經簽下，我都安排卡車裝妥客戶所需的裝置，只要合約一沾上籤約墨水，卡車就載貨出動。
鐘聲響個不停。每天都有歡呼聲、鼓掌聲響起，而這樣的加油打氣每天都在進行——並且加上一點動能及熱切在其中。
到了星期二下午，只剩下不到8 小時，我動用了備用卡車，以預防突發狀況產生，我可不想車子在最後關頭突然爆胎。我命令卡車在即將簽約的客戶辦公室附近的街頭繞來繞去，而卡車司機則手持行動電話，等候簽約的訊息傳來。
那天傍晚，就像以往每個月月底的例行公事一般，我們照舊辦了“比薩馬鈴薯片”餐會。餐會的意義結合了工作與歡樂，也代表達成目標與否的差別。最後一秒進來的訂單最容易錯誤百出：檔案可能不齊，表格可能填寫錯誤，手寫的附件不合規定等。從早期在克利夫蘭開始，我就將每月的最後一夜，尤其是每季的最後一夜，變成整區的舞會。除了利用甜點、冷盤肉、比薩以及冷飲，來鼓勵業務代表及經理人繼續努力之外，另一個原因也是藉此將人留在辦公室，以便訂單在官僚系統中出問題時可以及時處理。我想，最糟的是業務代表在前一天5 點下班，心想這個月終於達成目標，但隔天進辦公室後才發現一些大訂單根本就沒有被登入進業績內，原因是業務代表漏填了某項檔案，或是羅徹斯特總部有問題要問時，卻沒有人在左近可以回答。
通常會有二十幾個人參加餐會，而這次我們每個人都全副武裝以待。那時我仍忙著在行政管理及服務部門間協調，以協助業務人員能夠趕上10 點輸入最後訂單的最後時限。我們每個人都站在餐桌附近，讓緊張的情緒稍稍鬆懈下來，也隨時準備回答羅徹斯特來電詢問訂單的任何問題。
就在我們離開辦公室要回家時，有人又敲響了鐘聲。
回憶那一夜對我而言，真是個難安的長夜。隔天我一早就到辦公室，想要儘早收到由羅徹斯特傳來的報告。每月的業務會報是在當天早上8 點，而所有的業務團隊，包含分析幕僚，都已聚集在會議室內，而我則在湯姆·比爾的辦公室裡踱來踱去等數字報告。最後，在感覺幾乎有1 小時長的10 分鐘後，第二季的結果出現在電腦熒幕上，而所出現的數字令人難以置信，我讀了三次以確定無誤。我們的每月總額在所屬的區域內排名第二，僅次於大克利夫蘭兩倍的亞特蘭大①。光是上個月我們就多簽下500 份訂單，並且達到了700萬的目標。這真是個令人震驚的成功。
我踏入會議室時，會場沉靜下來。我站在那裡，試著穩定自己的心緒，而在克利夫蘭舉行第一次會議的情景又閃入我心裡（閉上你的眼睛，想象勝利時是什麼感覺，成為最好的又是什麼感覺？？）。我念出那些數字，深怕我的聲音會顫抖，然後向後站、聽著所有人的歡呼聲。
填空接下來呢？我想你會這樣問。在經過像一支部隊般努力作戰並獲勝後，克利夫蘭立刻再回到戰場。而我已決定這個部隊需要一個新的將軍。
歷經年中的起死回生之後，我很認真地思考了一番。就像一個從當頭對撞式車禍逃過死亡的駕駛員一樣，除了慶幸自己能夠躲過令人毛髮直豎的死亡飛車外，也要好好地檢查自己的視力及反應。4 月份的事情如果我有事先預防，就不會發生。
對一個領導人而言，最困難的事莫過於決定何時應該放手離開。1992 年初，感受到我自己已逐漸失去專注力，我就開始伸展出觸角。我計劃著到施樂的義大利分公司去——我的姓的最後一個字是義大利式母音。雖然我的義大利語並不流利，但這最終卻是一個先決條件，而公司方面也有它自己的“陰謀”。6 月30 日之後，我知道自己已經盡最大力量將它們帶到此處。我為克利夫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