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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一段話很有代表性，不妨錄之如下：
永樂七年八月甲子，山西代州繁峙縣獻嘉禾凡二百七十九本，行在禮部尚書“請率群臣上表賀”。上曰：“……今蘇松水患未息，近保定、安肅、處州、麗水，皆雨雹，渾河決於固安，傷禾稼。且四方之廣，尚有未盡聞者，不聞群臣一言。及弭災之道，而喋喋於賀嘉禾，謂禎祥聖德所致。夫災異非朕所致乎？
朱棣能很清楚地看到四方的災害，不忘以生民為念，特別他不欲聞祥瑞之賀，而把災異與自己的行政相聯絡，又從而對自己有所警戒，對群臣有所訓諭，這是很難能可貴的。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在朱棣的拒絕之下，群臣仍喋喋不休地以祥瑞為言，固然群臣為討好朱棣，但君權神授是封建社會的固有觀念，是君主政權的合理性的重要說辭，從根本上說，朱棣是樂於聽到這類讚頌的。朱棣說災異也是“朕所致”，實際上也是從反面承認了祥瑞也是“朕所致”，從而肯定了君權神授、天人感應的觀念。只要這個思維模式不改變，關於祥瑞的祝賀就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朱棣也並不相信金丹、長壽等迷信。永樂十五年八月甲午，行在通政司言，甌寧人進獻金丹及方書。朱棣說：“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毋令別欺人也。” 他甚至並不企求長壽。一次，他與大臣論及此事，說壽夭在天，人貴勉其在己者。人壽百歲，世多有之，然皆身沒則無聞。顏子三十，令名無窮，人苟有德可傳，何必百歲之壽！ 朱棣更重視的是修人事，他急於建立功業，垂名後世。然而，我們說朱棣急於垂名後世，不如說他更急於建立他當世的威名。朱棣以篡逆登位，為一切謹守封建禮法氣節者所不齒，事實上他也被政治反對派指為亂臣賊子。怎樣從亂臣賊子變為盛世名王，這是朱棣極費腦筋的事。他常常能夠自省，與這一背景有很大關係。
如前所述，朱棣並非絕對不相信天命，不相信災異祥瑞，不過是他較能夠警戒自省而已。永樂年間最大的天變莫過於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北京奉天殿等三殿之大火了。這一場大火，使修建多年始克成功的大殿毀於一旦，舉國震驚。朱棣連忙下詔罪己，徵求直言，隨後，又下了一道詔書，“凡有不便於民及諸不急之務，悉皆停止，用蘇困弊，仰答天心”。可以說朱棣對政務做了一次全面的反省。而朱棣唯一不願提的事是遷都問題。三殿大火，群臣奉詔言事，言官多以遷都為非，以為上天示警者，蓋因擅改祖制遷都北京所致。朱棣震怒，命言官與大臣俱跪於午門外對辯。辯至將午，大臣們窺知朱棣並不以遷都為非便有恃無恐，直指言官“不知大計”而妄言。所幸戶部尚書夏原吉從中斡旋，言官才未獲罪。關於遷都的辨論也就不了了之 。可以看出，對於天變，朱棣並不盲目地憂懼或喜悅，頗能按己意而取捨。他以天命為自己的後盾威嚇臣民卻絕不讓天命束縛自己的手腳。他是一位十分聰敏明辨的君主。
至於“保民如赤子”，朱棣又做得怎樣呢？
朱棣聲稱愛民、恤民，在這方面言論甚多。朱棣所設想的是一幅理想的圖畫。和諧、安寧、殷富、禮讓。的確，在永樂二十二年間，朱棣也做了大量安養生民的事。朱棣本人於政事極為勤奮。他每天“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事處理完畢，還要處理宮中之事，“閒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 。他說：“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凡書奏關民休慼者，雖小事必聞，朕聽之不厭也。” 他曾令人將中外官員的姓名書寫在武英殿南廊，閒暇觀之，以熟悉政情。 如此勤政在明代帝王中是少見的。
同時，朱棣本人也是比較節儉的。他曾說：“內庫所貯，皆天財，待賞有功，雖朕不敢妄費。” 永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