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 君主只有努力修身，行為端正，品德無私，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
（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日無惕，若厲，無咎。” “弗慮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人君應該勤勉自勵，疏懶豫怠則將一事無成。朱棣本人是個勤奮的皇帝。他於此體會甚深，他說：
夫禍亂生於怠豫，而治康本於自強。一心之用，周流天地。須臾踅息，則非勤勵。大禹勤勞，功覆天下。文王勤上，福被子孫。德以服人，宜莫如勤。能勤能力，可以有功。……勤則不懈，不懈則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2）保民如赤子
在階級社會中，不同的階級之間的關係應該是什麼樣子？各個時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在探討這個問題。中國的儒學政治家、思想家們，設計了一個和諧、美妙的藍圖。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君主與百姓被他們描述成家庭關係，君主是大家長，人民便成了子民。這大家長不僅有權役使其子民，徵其貢賦，而且有保護他們的義務。統治階級既沒有無限地壓榨、剝削，被統治階級也沒有無休止地反抗。他們之間是協作的、諧調的，其所做所為均是有節制的。朱棣承認、宣傳這一主張。他說：
“民者，國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之凋蔽。是故，聖王於百姓也，恆保之如赤子，未食則先思其飢也，未衣則先思其寒也。民心欲生也，我則有以道之，民情惡勞也，我則有以逸之。”“薄其稅斂，而用之必有其節。如此，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天下勤而民眾歸。”
明智的統治者明白，民眾是國家根本，是政權的支柱，是財富的來源。使其飽暖，緩其徭役，保民愛民，即所謂施仁政，是鞏固統治所必須的。從朱棣所引述的歷代言論看，所謂仁政還包含著以下幾層意思：
（一）施仁政則得人心，得人心則得天下。
《聖學心法》引《書》禹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引《大戴禮記》曾子曰：“君子以仁為尊，天下之為富。何為富，則仁為富也。天下之為貴，何為貴，則仁為貴也。”
（二）剝削榨取留有餘地，則民樂而從之。
《聖學心法》引《禮記》王制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說的是田獵猶須留有餘地，切不可竭澤而漁。所引《孟子》之言更是把仁政看做製取天下的妙術：“人者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 何為不忍？何為仁政？《荀子》有更具體的解釋：“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 開創了唐代貞觀之治的唐太宗，對於過分的剝削有一形象的比喻，他說：“為君之道，必須先有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死。”給百姓留有餘地的唯一目的是整個社會秩序：“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不為盜。”
（三）歷代君主自命為天下的主宰，總是以救世主自居。因而負有安養百姓的責任。這可以說是原始先民留下的一點傳統。在原始的無階級社會中，有賢能者被推為首領。他們擔負著部落的生產、生活的管理責任。由於他們的勞績，氏族部落的生產、生活得以有組織、有秩序地進行。被後世理想化了的三皇五帝都是這類人物。後世君主以聖人自命，動輒稱“法先王”，實是以最優秀的社會生活的組織管理者相標榜。
饑民之所飢，寒民之所寒，有不忍之心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組織管理國家和百姓的生產活動。如果沒有有效的生產活動，不僅民之飢、民之寒無法解決，一個國家也難以維持其存在。因此，君主不僅是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也是國家生產、社會生活的最高的管理者和組織者。他們不僅有權取財於民，也有義務使百姓衣食飽暖，維持社會再生產，從而使整個國家得以運轉。
朱棣曾說：
經國家者，以財用為本，然生財必有其道。財有餘則用不乏。所謂生財有道者，非必取之於民也。愛養生息，使民之力有餘，品節制度，致物之用不竭。……民者邦之本，財用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抵蹷拔矣。
朱棣所說的是取財有道，不能過分掊克，以致傷民之心。然而財自何來，只有一途，那便是發展生產。因而，歷代統治者無不把農業水利工商置於要務，不如此，則無以立國。
永樂二十二年間，明朝政府為國計民生花了大量的功夫，如移民屯田、發展軍屯、治理水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