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可以攏絡人心，鞏固其地位。朱棣之靖難既聯合親王、軍人組成集團，此時皇位既得，也不妨分享勝利之果。
然而，在朱棣看來問題的要害在於皇位與權力。當建文帝要打破祖宗成法而觸犯他的權位時，他就打起維護祖制的旗子；而當他做了皇帝，墨守藩封成法對他就不利了。他比建文帝更清楚強大的藩王對皇帝的威脅，也更善於削除這種威脅。在笑臉下面，他悄悄開始了削弱和控制諸王的行動。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癸卯，朱棣命左都督袁宇往四川整肅兵備，鎮撫一方，賜書岷王楩，令其“凡事可與（袁宇）計議而行”，“夫藩屏至重，賢弟宜慎出入，謹言節飲，庶諸夷有所瞻仰，而不負兄之所望” 。在冠冕堂皇的言詞之下，藩王的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皇明祖訓》規定，諸王下天子一等，公卿大臣皆不得與之抗禮 。燕王等在藩國時都曾節制諸軍。而朱棣竟要求岷王楩凡事與命將計議而行，其地位不是一落千丈了嗎？建文四年九月戊申，朱棣對各王府官軍進行了一次沒有先例的賞賜。“賞分三等”，“第一等比奇功，第二、第三比頭功例，第四等比次功例，不升官者加賞鈔十錠，典膳仍在本職，食俸同正六品，賞準次功百戶例，舍人準次功總旗例，凡五百八十七人，賞鈔有差” 。《皇明祖訓》規定，“凡王國有守鎮兵，有護衛兵。其守鎮兵有常選，指揮掌之，其護衛兵從王調遣” 。王府護衛是親王控制的軍隊。朱棣透過這一賞賜，至少是擴大了皇帝對王府官軍的影響，削弱了藩王的控制力。十月，朱棣令晉王濟熺在其護衛內撥馬步官軍四千隨高平王、平陽王於平陽衛府暫居，“分原給本府符驗二道與之” 。這就是在變相地縮小王府護衛的編制了。至於與寧王的“中分天下之約”，更是早已拋到腦後。朱棣做了皇帝后，絕不提此事。寧王朱權找到朱棣要求改封到江南。他提出蘇州，朱棣以“畿內”為由不予批准，頗有榻下豈容他人安睡的味道。朱權提出錢塘，朱棣說：“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建文無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依然不同意。朱棣擺出建寧、重慶、荊州、東昌幾處，說：“皆善地，惟弟擇焉。” 最後，朱權於永樂元年二月改封南昌，此事就算了結。朱棣是玩弄權力的高手，他憑藉手中實力，將眾親王任意置於股掌之中。此後，藩王的權力、地位進一步削弱，仁、宣之後，諸王甚至有出城之禁。二王亦不得相見。親王便成了徒糜祿餉的寄生蟲。
永樂即位之初，面臨著缺官的局面。不久，由於“悉復舊制”，被黜官吏只要“以奏牘付科”，即可以復職 ，再加上湧現出一大批靖難新貴，官僚隊伍迅速膨脹起來。到永樂二年六月，“中外官數”竟“比舊額增數倍” ，迫使朝廷不得不給予注意。由此不難看出建文省官吏、幷州縣的必要性，也可以看出永樂刻舟求劍的復舊政策所帶來的問題。
朱棣的復舊，甚至偏頗而極端。以田賦而論，建文中革去江南蘇松重賦，解除蘇松人不得做戶部官的禁令，本是一件有惠於民的好事。但這一政令也在復舊的名義下被朱棣取消了。據說，朱棣對要求降低江浙地區官田重賦的官員十分痛恨，蘇州知府金炯就因此被檻車徵至京而死。 永樂中，農民實際交納的賦稅要遠遠超過定額。特別是在遷都之後，農民要負擔龐大的運輸費、手續費等等。因此，論者曰：“太宗即位，盡革建文之政，民力不堪，明制徵及分者，官得遷轉，又數赦免。然歲積逋糧，至宣德末，蘇州一郡已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 “吳民大困，流亡日多，一郡逋賦至七百九十餘萬。督使相繼，終不能完……宣德中雖名減賦，實則同洪武之舊。” 甚至連建文年間僧道每人限田五畝，其餘均給農民的規定也被廢除。朱棣的復舊，並不問其是否有利於國計民生，但是建文所出一律推翻，有些感情用事。
朱棣絕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守成之君。任何祖宗成法都不能束縛他的手腳。他宣稱“刑名一以大明律科斷” 而實際上濫施殘刑酷法，任意殺人，毫無章法。至於南征安南，親征蒙古，遷都北京，派鄭和下西洋，又有哪一件有祖訓可援？朱棣的許多做為都與祖訓不合，甚至與自己在《聖學心法》中的說教相左。朱棣率領靖難之師進入南京時，要不是楊榮攔馬提醒，幾乎忘了應該先去拜謁朱元璋的陵墓。 他所宣稱的尊崇祖制，率由舊章云云，與他的先謁孝陵後登寶座一樣，是做樣子給人看的。
朱棣的人格是矛盾的。我們要考察的是朱棣怎樣將截然不同的說與做集於一身，如何使這種雙重人格在他身上得到平衡。
永樂四年閏七月己巳，朱棣召見北京儒士武周文，勞諭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