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話說，是“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 。除了要盡那點君臣節義外，主要的就是他們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張。他們寧肯為建文新政殉身，也不願再回到洪武式的暴政之下去。在朱元璋的暴政之下，“一不當則斥，一得罪則誅。蓋霜雪之用多，而摧殘之意亦甚不少”。建文帝則“專一煦以陽春” 。朱鷺在《過金陵吊方正學諸臣》詩中說：“四年寬政解嚴霜，天命雖新故忍忘？自分一腔忠血少，盡將赤族報君王。” 多少道出了他們懷念陽春，甘為建文新政殉身的心情。“吾徒雖死終無憾，望採民艱達聖明” 。他們還企圖以自己的死，喚起執政者對百姓的同情。
靖難前後文武陣營的劃分是很清楚的。
至於親王，燕師南下谷王朱橞開啟南京川門迎降自不待言，寧王朱權則是朱棣的直接合作者，雖然說是受了脅迫，但寧王的兵力畢竟全部加入了靖難軍中，而且他們雙方更有“事成當中分天下”之約 。親王們為自身利益投靠朱棣的事實更是無可辯駁。如此，怎麼能說不存在親王軍人集團呢？
二、絕不安於守成
中國曆代帝王中，如果不是開國君主或自己也參與創業，很少能做出什麼業績。他們大多生於安樂，長於富貴，如果沒有內憂外患，卻也用不著雄才大略，只須守好家業，不要過分胡鬧，就可以做個太平天子、守成之君了。
朱棣雖非開國之主，但也算不得守成之君。他以藩王入承大統，不僅僅靠了自己的優越血統，而且憑了自己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謀略。他的經歷造就了他具有開國君主的氣質。歷史註定，他是朱元璋事業的繼承者，又是一個不安於現狀的開拓者。
朱棣即位，不必事事從頭做起。朱元璋已經留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它仍然會在朱明皇朝的旗幟下繼續運轉起來。同時，朱棣是以“恢復祖宗舊制”為號召而起兵的，他指責朝中奸臣變亂成法，破壞祖制，聲稱自己起兵是為了“誅奸惡、保社稷、救患難、全骨肉”。因此，朱棣上臺伊始便一反建文新政，以“復舊”相標榜。為了政治需要，朱棣有必要把自己用朱元璋正統繼承人和祖制維護者這一假面具隱蔽起來。朱元璋的旗幟舉得越高，恢復祖制的調子唱得越響，便對自己的統治越有利。但這與他不安於現狀的開拓氣質很難相容。他的言行動輒突破成法。這就使他陷於近似於二重人格的矛盾之中。
我們先看看朱棣的自我表白：“我皇考肇基鴻業，垂法萬年，為子孫計，思慮至周。”因此“凡皇考法制更改者，悉復其舊”。他反覆說“悉遵皇考成憲，不敢一毫自用”，“遵承舊制，一不敢忽”，“人君守成法以出聖治，人臣守成法以輔治” 。永樂七年二月，朱棣採輯“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為一書，名為《聖學心法》。朱棣親為之序。序言較系統地表述了他的統治思想，其一就是講守成之君，不得更改祖制。他說：“夫創業垂統之君，經歷艱難，其慮事也周，其製法也詳，其立言也廣大悉備，用之萬世而無弊，有聰明睿哲之資，遵而行之，則大業永固而四海攸寧矣，災害不生而五福攸萃。……蓋創業實難而守成不易。……朕承皇考太祖高皇帝之洪基，仰惟肇造艱難，惕焉省懼，明昭有訓，是儀是式。夫作之於前，則必有纘述於後。不有以繼之，則無以承籍於悠久。”又說：“祖宗立法，所以為後世也，當敬之守之，不可以忽。”其意自己是“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的后王，是朱元璋可靠的繼承人，是其所“製法”所“立言”的遵行者、維護者 ，因而也就是歷代賢君聖主的後繼者 。這在下文還要做詳盡的分析。
我們再來看看他的行動，也不妨將其與建文新政相對照。
針對建文新政，朱棣很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他下令五府六部，凡建文中所改易的洪武政令條格，悉復舊制，下令恢復刑部舊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斷，恢復各宮殿的舊名，如正身殿仍為謹身殿，端門仍為午門等，他甚至革除建文年號，將建文四年稱為洪武三十五年，連永樂年間新印製的寶鈔，也仍稱洪武年號 。這些空洞的政令和無關痛癢的名義，儘可以復舊，但一碰到要害處，就另當別論了。
削藩是建文君臣推行的一件大事。它雖算不得多麼有利於民生的德政，卻與祖制大相背。朱棣既聲稱復舊，自然不能不涉及宗藩問題。建文四年七月至永樂元年之間，被建文帝廢黜幽系的諸王一律恢復了王位。他們紛紛入京朝見朱棣。朱棣格外優禮，動輒大君賞賜 ，等等。
其實，這樣做，不僅可以收尊崇祖訓、篤親親之義的宣傳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