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則不賢者遠，官皆稱職，而庶事鹹康。
這裡，朱棣提出了幾項主張：1．致治須資賢才，賢才須養之而成，故育才須從建學立師為急務。2．任人當擇賢才，擇賢才當取之至公而用之至當。3．用人果賢，聽之勿疑，官皆稱職，庶事鹹康。
但是還應該補充一條，即君主要使士為己用，必須待之以禮，否則將不會得士。朱棣說：“人君之於臣下，必遇之以禮，待之以誠，不如是則不足以得賢者之心。夫君不獨治，必資於臣。敬大臣非屈己之謂也，以道在是而民之所觀望者也。是故，待下有禮，則天下之士鼓奮而相從。待下無禮，則天下之士納履而遠去。”
在中國古代，士是一個獨立的階層，它可以為君所用，也可以不為君所用，關鍵要看君所實行的是什麼政策。即以明初言之，其時文人多有不出仕者。清人趙翼說：“蓋是時，明祖懲元季縱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樂仕進。” 因而朱元璋竟然規定了“不為君用”的法律。儘管如此，還是有不少人拒絕與明廷合作。 有鑑於此，歷代開明的統治者和政治家，便提出了禮臣下的觀念。禮臣下並不是朱棣的發明。
在君主制社會中，雖然君主是政治生活中的主角，但大多數政務卻有賴於臣僚去完成。君與臣是一對矛盾，不僅在權力分享上，也在治國方略之異同上，他們常會發生衝突。是出於公心還是滿足私慾，是立足於長治久安還是隻顧眼前安樂，往往是他們衝突的焦點。作為君主，如何對待臣下的意見，作為臣僚，如何“輔佐”君主，是又一個為歷代政治家注重的問題。按照中國的傳統，納諫、聽言是君主為人們所稱許的美德。不畏威暴，敢於諫諍，則是臣僚應盡之責。在《聖學心法》中朱棣說：
人君日理萬機，事難獨斷，必納言以廣其聰明，從善以增其不及。虛心而聽，不惡切直之言。寬大有容，以盡謇諤之諫。苟不謙己和顏，以接群言，則臣下雖有直言，不敢進矣。故聽言者國之大福也。眾言日聞則下無蔽匿之情，中無隱伏之禍，而朝廷清明，天下平治矣。
納言之要，在於虛心約己，倘有自用，必不得言。另外，人君居高臨下，若不和顏下士，則人亦有言而不敢進。但君主之納言，目的仍在消除禍患，長治久安。
那麼，何者可親，何之可斥？何言可納，何言可拒？朱棣提出了公正的原則：
夫言有似是而非，貌有似真而偽，人君不可不辨也。君子處心公正，表裡如一，小人則用情私邪，險陂傾側，當審其邪正，慎其用舍。……然自古忠邪難辨，惟明君則能識之。
他批評了那些“庸主”、“昏主”之所為，必然終至敗亡：
若夫庸主則不然，好諛而喜佞，拒諫而飾非，恣其志之所為，極其心之所欲。享重祿者，固榮而保位，居下僚者，懼罪而畏誅。緘默不言，耳目壅塞，俱蹈敗亡，可勝惜也！
惟昏主則不然，以聚斂者為足以稱其欲，巧佞者為足以悅其心。膠固而不移，糾結而不釋。如是則忠正者不得入，小人進而君子退，欲國不危，豈可得也？
納諫親賢說在中國是有傳統的。
朱棣以明君自許，他要繼承和發揚這個傳統。
我們可以看出，朱棣的治國理想是以儒家學說為主體，摒棄了“申韓刑名術數”，全面繼承了中國傳統政治學說的“敬天保民”的思想。其核心，不僅承認天命，鼓吹天人感應，而且重視人。人君要行仁政，要保民如赤子，以天下人心之好惡為取捨。君待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主舉賢納諫，人臣禮樂和諧。整個社會應是一個以道德、禮教相約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秩序的社會。可以說朱棣的治國理想便是儒家的政治理想。
五、賢君？暴君？
但是，以上我們看到的僅是朱棣的言論，它既是說給子孫聽的，更是說給天下臣民聽的。他希望子孫之承業者可以長治久安，也希望藉此把自己描繪成賢君聖主。然而，他是否真的按他所說的行事呢？事實證明，朱棣對他所宣稱的信條並不總是嚴格恪守。他有時是隨心所欲，有時甚至是乾脆背離了他宣稱的信條。
先說敬天法祖吧。朱棣本為藩王，乃朱元璋的第四子，並不具備繼承皇位的資格。事實上，他的父親確也按照“天命”將他的長兄朱標立為太子。懿文太子死後，又立其子朱允炆為皇太孫。如果朱棣安於天命、遵奉祖訓、謹守禮法，便不會導演出靖難那一幕戲劇了。然而他無法抵制皇位的強大誘惑力，由於他鎮守邊塞、節制諸軍而養成的實力更增強了他的信心。他終於突破天命和禮法，要自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