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蠲免賦稅、賑擠災民等等，都幾乎一刻也沒有停止。
（3）制禮作樂 明刑弼教
禮、樂在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歷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發揮禮樂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因而致力於制禮作樂。朱棣在《聖學心法》序中說：
夫禮者治國之紀也；樂者，人情之統也。是故，先王制禮所以序上下也，作樂所以和民俗也。非禮則無以立也，非樂則無以節也。教民以敬，莫善於禮，教民以和莫善於樂。
禮戴著公正的面貌，維護著不平等的秩序。不用武力，不借刑罰，就使臣民各安其位，的確是個極妙的方法。樂，其實有著兩重作用。其一，樂包含著禮的成分。不同的階級、階層，所用之樂是不同的。不同的階級、階層，應該安於禮制的規定，享用本等級的音樂。其二，樂的精神是和諧，它與紛爭、紊亂相反，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使之歸於安寧溫良。
然而，禮樂的約束力畢竟是有限的，因而僅憑禮樂是不夠的。如果人臣不安於禮樂制度的約束，他們可能隨時衝破行為規範，打亂現存秩序。為使人臣安於現行制度之內，教化是最重要的手段。朱棣在《聖學心法》序中說：
道德仁義，教化之源。善治天下者，以道德為郛廓，以仁義為幹櫓，納民於道德，不動聲色而天下化。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也。
這裡所說的道德仁義，已經不完全是一種道德觀念了。它包含的主要意思，應該理解為自上而下地自覺地維護現存秩序，安於現存秩序。只要教化普及，天下臣民就會“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為人君者則會安然穩坐其位。
在《聖學心法》中，還有所謂別內外、正名分，也應與禮教、德化作同等觀。關於正名分，朱棣說：
聖王之於天下也，不使卑逾尊，賤陵貴，小加大，庶先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得其所而禮義立。孔子論為政，必先於正名，春秋紀王法，必嚴於謹分。治天下者必明乎此，則君臣正，父子親，夫婦別，長幼順。上以統下，大以維小，卑以承尊，賤以事貴，則朝廷之義明而禍亂之源塞矣。
《聖學心法》本是專門為皇帝用的教科書，卻於“君道”之外還列述了“父道”、“子道”、“臣道”，其目的都是要將整個社會納入所謂禮教德化的規範之中。
然而，只有道德禮義仍不足以治國。對於那些膽敢逾禮制、違背道德破壞現存秩序的，則要約以法律，施以刑罰。這被朱棣稱做“明刑以弼教”。他說：
刑者聖人制之以防奸惡也，使民見刑而違罪，遷善而改過。是故，刑雖主殺，而實有生生之道焉。何也？蓋禁奸革暴，存乎至愛，本乎至仁。制之以禮，而施之以義，始也明刑以弼教，終也刑期於無刑。
既然刑不過是用以弼教，所以它不是主要的治國手段，因而用刑法要有節制，以之起到威懾作用，從而使人不敢犯法，終至不用刑法而天下治。
他眼見歷代暴君喪身亡國的教訓，諄諄以慎刑告誡子孫，切不可過於苛暴：
至若秦隋之君，用法慘酷，倚苛暴之吏，執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愛惻怛之意？殺人越多而奸愈作，獄愈煩而天下愈亂。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曾未旋踵而身亡國滅，子孫無遺類。是皆可為明戒。
歷代統治者總喜歡把自己妝扮成仁義賢明的君主。其用武，曰為止戈，曰解人於倒懸，拯人於水火，其殺人曰有“生生之道”。即使淫刑濫殺，也絕不承認苛暴。然歷史事實教訓了他們，濫施刑罰會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從而失掉寶座。中國曆代主張行仁政的政治家，對此是一脈相承的。
統治者的反省反思，以至於其節制刑罰，從根本上說，並不是因為他們對百姓有多深的感情，他們的出發點在於維護其寶座的穩定。
4．養士擇賢聽諫納言
君主以一人臨天下萬民，雖全智全能也不可能事事躬親。君主之能在於用人。因此，養育人才、選拔人才便成了歷代有為君主、政治家重視的問題。朱棣說：
致治之要，以育才為先。……苟不養士而欲得賢，是猶不耕耨而慾望秋獲，不雕鑿而慾望成器。故養士得才，以建學立師為急務也。
任人之道當擇賢才，擇之審則用之精，……取之至公，用之至當，不以私暱而妨賢，不以非賢而曠官。故善用才者，如百工之用器，各造其宜而已。……
佐治理者，必出眾之才。知其果賢矣，聽之勿疑，則可以養其忠亮。授之以事，則可以責其成功。夫賢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