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灶釜傾僕不治，嘆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在皇太子的干預下，鄒、滕的饑民得到了賑濟。 然而，鄒、滕的饑荒可能不是最嚴重的，因而地方官司空見慣，才敢於不上聞。它只不過是偶爾被路過其地的皇太子發現而引起重視罷了。與皇太子過鄒縣的同月，山東青、萊、平度等府州發生水災，造成大量饑民，官府一次賑濟便達十五萬三千七百三十四戶之多。 我們完全可以說，實錄中所反映的災情民困是遠遠不夠全面的。
朱棣統治人民，提出一種理論，說：“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所養，雖休之不德。” 在朱棣看來，自己是愛民的仁君，因而民是不能失其養的。這也是實際上他不願意聽到民間的災情的一個原因。
然而，就在朱棣崩於榆木川的當年十二月，大理右少卿虞謙的一道上書便為我們勾勒了一幅與朱棣所設想的完全不同的民生圖畫。他稱：
太宗文皇帝繼承大寶，恢弘治化，南拓交阯，以擴疆宇，北討胡寇以靖邊陲，營建北京以固中原，其志蓋欲暫勞而永逸，事雖不同，其所以為安民之心則一。但牧民之吏不體朝廷仁民之意，指一科十，放富差貧，小人怙恃，愈肆貪毒，遠近視效，海內成風，致民有不得所者。皇上（仁宗朱高熾）宸衷惻憫，蓋亦久矣。是以即位之初，即罷土木之役以息劬瘁之民，棄苑囿以興耕種，放鷹犬以省膏粱，蠲逋負以招流離，贖賣以全恩愛，進廉潔，退貪汙，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四海聞命靡不歸心……陛下愛民之心雖勤而官吏貪殘之弊猶在，如洪武中笞杖之刑各有等第，而今內外諸司率用大棍掠人，蓋欲使人畏懼得以遂其奸貪。洪武中隸兵不得濫設，今都司衛所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多選富實之民，每員少者三五十人，多者七八十人，名以軍伴皂隸，月令辦納貨財。洪武中官員之家不得於所部內買賣，今自都司衛所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悉令弟侄子婿於所部內倚官挾勢買賣借貸，十倍取民。詔蠲二十年十二月以前柴炭等物，今有司征斂自如，詔蠲逃民逋負糧稅，有司乃指富為逃，欺公開豁，詔賜民年過八十者布帛，有司乃不出其在官者而責取於民。進賀表箋臣下所以敬上者，所用紙筆墨函等物皆取於民，此其誠敬之心何在？又如送往迎來之費，有司出於百姓，軍衛出於軍糧，軍民至有終歲不自給者。又如糧草有督辦者，有點發者，有部運出納者，誅求百途，費倍正數。未足公府，先滿私家，其顯而易見者有此數事，其秘而難知者，未易悉言。方今朝廷省事，雖無往日之巨弊，如臣所見聞，亦豈兵民之細害！苟不痛為懲戒，天下何由澄清？……曩因國用浩繁，文武官吏俸給什撙節其六七，所得不給其所費，今果所儲不足以供，令於所在官司有布帛等物之積者，從實准予，俾其父母妻子不致凍餒，如是若復有不奉法守分而肆貪殘于軍民者，則必罪之如律也。夫忠言有益於國家大矣，古者人君設誹謗之木，下直言之詔，求之惟恐不盡。今陛下審見於此，故屢降求言之詔，惟恐群臣不言，然而猶有不言者。……
虞謙所描繪的是一幅上下軍民全面的社會生活圖景。這時，仁宗才即位五個月，虞謙所指的“今”所存在的問題，顯然主要由朱棣來負責，它是朱棣施政所帶來的結果。朱棣自稱其為政要使民不失其養，如此弊政叢集，民焉得不失其養！其他暫且不論，就看文武官吏父母妻子猶有凍餒之虞，民間生活便可想而知了。
其實，朱棣說“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不過是為他的好大喜功的興做不止所做的辯解和掩飾。既然百姓不失其養，便可以毫無顧惜地任意驅使勞役了。朱棣好大喜功，又急於洗刷自己篡位的惡名，因而永樂一朝，大事頻興，國家百姓為之耗竭。試看，永樂年間南征交■，戰爭持續二十幾年，八十萬大軍疲於奔命；鄭和六下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以萬計” ；修建北京宮殿，赴四川、雲貴、湖廣採木，工程歷時十四五年，“所費數以萬計，役死軍士百姓不計其數”，而“督辦官員能務公戒私，不貪贖厲民者，殆十之一二” ；朱棣五次親征漠北，每次動員兵力三十萬至五十萬不等，搜盡天下府庫以供軍餉，數十萬軍民為之轉輸，造成“財力大窘”。這樣好大喜功的事一件接一件，民如何能“不失其養”？正如洪熙元年湖廣佈政司左參政黃澤上言所說：“向也，南征北討，出師連年，輜重牛馬，耗散鉅萬，又江北困於營造，江南疲於轉輸”，“土木屢作，勞者佛休”，其結果只能是“丁男疲於力役，婦女困於耕耘，富者怨征斂之繁，貧者罹凍餒之苦” 。再加上水旱蝗瘟疫所引起的饑荒、災害，使人民本已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