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
永樂元年四月乙丑，賜書楚王禎曰：“別來恆用思念，世子至，知安好，良以為慰。所奏府中欲修造，兄於賢弟豈有吝惜意？但天下初定，眾心未安，勞困未甦，兼旱蝗相仍，民苦寒餒，安養休息，方在此時。故即位之初，首詔天下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今後宮為建文所焚，東宮亦皆折毀，而未敢興造。賢弟幸體朕意，府中宮室損壞者，姑用護衛之人隨時修葺。俟民安歲豐，然後量撥軍民為之。如此公私兩利矣。賢弟又云，欲令左護衛軍屯種以贍歲用，正合成法，具見遠慮之意，宜早圖之。
限制急徵，緩民之困。例如：
永樂元年冬十月辛酉，戶部尚書鬱新等奏：“湖廣今年夏稅過期數月不足，其布政司府州縣皆當罪之。”上（朱棣）曰：“賦入有經制，人耕穫或先後不齊，地理亦有遠近之異，未可概論。任人長民，當使之察其難易而順其情。雖取之亦必思有以利之，不當急責於民，急責必至乎病民。其勿問。第更與約限，令民輸之。”
又如：
同年十一月庚辰，松江府奏所屬華亭縣徵收秋糧過期不完，請罪其縣官。上（朱棣）曰：“今年蘇松間有旱勞，秋糧固難卒辦，縣官職在撫字，不得輒以此罪之，再與期限可也。
減免賦稅，恤民之艱。例如：
永樂元年十二月壬辰，免河南陳州今年租稅，以淫雨傷稼故也。
又如：
永樂二年五月丙辰，山東臨清縣會通稅課局言：“比歲市鎮經兵，民皆流移，兼連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徵課鈔不及，請減舊額。”戶部以聞。上（朱棣）曰：“兵旱之餘，尚可徵稅耶？其悉免之。俟豐歲百姓復業，商賈通行，然後徵之。”
發鈔發粟，賑濟災民。例如：
永樂元年三月戊子，戶部言河南開封等府蝗民飢。命以見儲麥豆賑之。
又如：
同年三月甲午，北京、山東、河南、直隸、徐州、鳳陽、淮安民飢。命戶部遣官賑濟。本處無儲粟者，於近旁軍衛有司所儲給賑之。
興修水利，除災利農。例如：直隸蘇州一帶仰仗錢塘江、吳淞江、婁江之水利。後因沙土雍塞，江水失控，旱時百姓坐視禾苗枯槁，洩時坐視垂成之禾淹沒。朱棣即位不久即因民所請而治之。 永樂元年更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赴江浙諸郡治水。 厥為明初之一件大事。
重點開中，徵集軍糧。例如：朱棣甫即位時，北平各衛乏糧，便命戶部悉停天下中鹽，專於北平開中。
創定賞罰條例，發展軍屯。例如永樂二年，朱棣頒屯田賞罰之法，第二年，將其法甩紅牌刊識。後又規定，官軍種植樣田，每歲終赴京較其所收多寡而賞罰之。
照理說，朱棣如此愛民恤困，孜孜治理，國家應該大治，百姓應該豐足了。其實，永樂年間的國計民生遠遠不如人意。朝廷的雨露沾被是極為有限的。況且，以明帝國版圖之大，每年都有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發生災害。僅就《明實錄》記載進行統計，自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至永樂二十二年朱棣在位期間，水旱蝗瘟疫所引起的饑荒災害就達二百七十六起之多。其中大多數災荒為朝廷所瞭解，並給予了賑濟或減免賦稅。然而有些災情卻為地方官員所隱瞞。永樂十年六月甲戌，朱棣對臣下的這種做法曾加以申斥。他說：“朕為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者，國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故每歲遣人巡行郡邑，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慼，欲周知也。近者，河南民飢，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谷豐者。若此欺罔，獲罪於天。
朱棣曾經下令在外有司官員赴京朝覲時，要報告民間利病。但來朝官員卻往往不把地方實情上報，而“率雲田穀豐稔，閭閻樂業”以取悅於朱棣，蓋朱棣亟欲躋身於聖主明王之列，甚或要超邁千古列聖，他所樂於聽的就是“田穀豐稔，閭閻樂業”這樣的話。臣下之隱瞞實情，實朱棣有以致之，反之，當他了解到民間並非“田穀豐稔，閭閻樂業”時，他又一定要表示出不滿和■責，唯此，他才會顯得更加聖明。永樂十一年正月，山西發生饑荒，來朝官竟對山西饑民食樹皮草根的慘狀隻字不提 。永樂十六年七月己巳，朱棣降敕切責陝西布政司、按察司，同樣是因為他們隱瞞災情：“比聞陝西所屬郡縣歲屢不登，民食弗給，致其流莩。爾等受任方牧，坐視不恤，又不以聞，罪將何逃！”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皇太子朱高熾自南京入朝，路過山東鄒縣，他目睹了當地的一次饑荒：“見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為食。’皇太子惻然，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