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生存下去。所以佛教傳入中國後的幾個世紀裡，在與儒、道兩家進行各種辯論與鬥爭的同時，也在不停地調整自身，入鄉隨俗，以適應這塊土地上的風土人情。正如譚世保《從佛教與中國傳統禮俗文化之相互影響看未來》一文所談到的那樣，除了剃頭一事沒有改變外，佛教進入中國後從裡到外都在發生著變化。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僧人服飾的變化上得到一些啟示。
現在南傳佛教的僧人服飾，基本與印度早期佛教服飾接近。僧人一般都是身著橘黃色的僧衣，也就是所謂的三衣。由於天氣炎熱，他們袒露右肩，赤足行走不穿鞋。最初來華的僧人，就是穿著這樣的僧衣。然而，在儒家的眼中，這種服飾簡直不成體統，被戲稱為“披赤布”。因為在儒家看來，“服為三德始”，衣冠整潔，才合禮俗，袒肩赤足實在難以容忍。實際上，這種否定意見的產生，除了禮制風俗的不同，也有自然環境的差異。
在中國，佛教徒直接穿著印度的服飾，肯定是不合時宜的，氣候的寒冷就是一大障礙，所以改變是必然的。在《佛教常識答問》中，趙樸初先生談到，後來的中國人逐漸將當時人們的俗服加以改造，成為中國佛教僧人特有的服飾，但形式上仍然繼承了印度僧服的簡樸傳統。有意思的是，中國僧人的服飾雖然統一，但色彩卻有所不同。明代時曾規定，禪宗僧人著褐色僧衣，他們被稱作禪師；講經的僧人著藍色僧衣，被稱作法師；律宗僧人著黑色僧衣，被稱作律師，後來到了清代改為黃色。這與印度佛教是完全不同的。
再有，印度佛教中，有過午不食或稱日中一食的戒律，僧人一天只在午前吃一頓飯，其他時間吃東西叫做“非時食”，是非法的。這項規定從釋迦牟尼到普通比丘，人人都嚴格遵守，不得違犯。但是這項戒律到了中國就慢慢改變了，因為中國僧人與印度僧人不同。印度僧人並不從事耕種等體力勞動，勞作會被視為違犯戒律。在印度，僧人的生存方式就是託缽乞食，透過其他方式謀生都是非法的。佛教到了中國，情況則大不相同。由於寺院擁有土地，僧人必須參加勞動。後來還有佛教界高僧號召僧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①，形成中國佛教特有的“叢林制度”。這標誌著流傳於印度的“託缽乞食”在中國佛教界的徹底結束。由於參加體力勞動，日中一食的方式，顯然不能滿足僧人們的身體需求。所以中國的大部分僧人，與大眾一樣每日三餐，一頓不少。
歷史上所有文化間的相互學習與借鑑都是雙向的。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之間更是如此。我們在儒、釋、道三家造像中，常常見到雙膝盤坐的坐姿（佛教稱為結跏趺坐）。其實老子與孔子時期，並沒有這種坐姿，它是後來隨佛教傳入的。這種坐姿，剛剛傳入時，曾遭到中國人的抵制。
據《南史·顧歡傳》記載，當時有一位著名的道士顧歡，就將佛教的“結跏趺坐”譏諷為“狐蹲狗踞”。這種形容，明顯帶有歧視甚至是辱罵的色彩。顧歡曾作有一篇《夷夏論》，對佛教與道教進行對比，他的解釋有點奇特，首先他認可佛教與道教同源，所謂“道則佛也，佛則道也”。顯然，他應該歸屬道家“老子化胡”一派。他認為老子到天竺降生為佛，所以佛教大興於印度。既然老子可以轉生為佛，那麼佛同樣能夠化身為儒家、道家及佛教僧人。故而，在印度有以“夷語”教化的佛教；在中國則有以“華語”教化的道教。佛教是教化夷狄“粗人”的，所以文字繁複；道教是教化中土“精人”的，故文字簡練通達，由此推斷佛、道雖然同源，但道教顯然優於佛教，因為它更適合中國的“精人”。就此他下了一個結論，“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為“悖理犯順”。也就是說，佛、道雖是同源，但華夏“精人”顯然應該學習道家學說，而不應效法“西戎”之教。他的這些論點自然很快就遭到有力地回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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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樣子很古怪（2）
此前中國確實沒有這種盤坐的坐姿。中國人傳統的“坐”，實際上是“跪”。也就是雙腿併攏，雙膝跪於席或榻上，臀部坐於雙腳的後跟之上。這種坐姿得到了儒家禮制的規範，特別是在正式的場合，它成為中國人唯一高雅的坐姿。奇怪的是到了宋代，這種禮儀卻幾乎被“狐蹲狗踞”的盤坐所替代。其實無論從坐的舒適度，還是從有益生理健康的角度看，胡人的盤坐都遠比中國人的跪坐好得多。中國人雖重視禮儀，但並不等同於“自虐狂”，所以接受這種較為舒適的坐姿，似乎沒有遇到任何道德與禮制方面的障礙。到了宋代，中國人甚至已不太記得跪坐的祖宗之禮了。後來不管儒家、道家都不顧祖制地統統盤坐，宮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