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調了個兒，印度的釋迦牟尼成了儒、道兩家的老師，而老子與孔子及其學生顏淵，都成了佛教中的“菩薩”。這種刻意的安排，令人啼笑皆非，但事情就是這樣荒唐地發生了。看來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說，很可能承襲了這種說法，所以他不止一次地強調周公、老子、孔子都是釋迦牟尼的弟子。
佛教傳入之初，雖與道術合流，但兩家之間也不免發生一些類似爭奪地盤及政治影響的鬥爭，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傳說：
《清涼山志》卷三《高僧懿行·摩騰法蘭傳》記載，漢永平年間，印度僧人攝摩騰等人來到清涼山（五臺山）。他們認定這裡是文殊菩薩的居所，但感嘆佛之聖教，沒有傳到這裡。於是向皇帝提出在此地建立佛教道場的請求，得到允許後，他們在清涼山修建了最早的伽藍①。因為他們看到這裡很像印度的靈鷲山②，所以就依山名為新建的寺院起名。由於清涼山很早前就有道家居住，這一下出了問題：所謂一山不容二虎，佔地畫圈明顯帶有侵犯性。兩家之間，因此發生了後面這件有趣的故事。
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正月，一位久居清涼山的白鹿道士，集合當時五嶽的道士及一批信徒密謀對策時，竟然想出了一個讓人不可思議的主意。他們向皇帝提議用焚經的辦法，一辨兩家學說的真偽。也就是說，將佛、道兩家的經典當眾分別用火焚燒，哪家的經典被焚燬，就是偽經，既然經是假的，道術自然也就是假的，那麼清涼山就不再有它們的立足之地。
當時漢明帝雖是佛、道兩家兼信，但是這個富於挑逗性的主意，還是讓他心裡癢癢的。正月十五，皇帝肩負著主持人的使命，親臨白馬寺。道士們設壇祭祀，將七十二子書等道家經典置於壇中；和尚們則將佛舍利、佛像、經書等放置一處。吃罷齋飯，道士白鹿手執香炬，繞壇數匝，聲淚俱下道：“臣等上啟太極大道元始天尊、眾仙百靈的意旨，駐守清涼山道場，現在‘胡神’亂夏，皇上誤信邪道，將使正道失去，臣等今天斗膽在此設壇，用真火驗證，到底看看真偽！”說罷把火投入壇中，結果經書速燃，化為灰燼。道士們頓時驚慌失措，欲罷不能，啞然無聲。和尚們的行動，則是另一番景象：烈焰中佛經、佛像安然無恙，舍利的光芒，在空中形成一圈傘蓋。摩騰和尚躍身虛空，現出十八種“神變”，朗聲對皇帝說偈曰：“狐非獅子類，燈非日月明。池無巨海納，丘無松嶽榮。法雲垂法界，法雨潤群萌。顯通希有事，處處化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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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主的面目（4）
後來，唐朝的太宗皇帝遊此聖蹟時曾詩興大發，吟出一首《登焚經臺》的七言詩：
門徑蕭蕭長綠苔，一回登此一徘徊。
青牛漫說函關去，白馬親從印度來。
確定是非憑烈焰，要分真偽築高臺。
春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
諸如此種“佛道大戰”，史不絕書，雖有誇張虛構的成分，兩種文化間的衝突卻是事實存在。但這種衝突沒有血雨腥風地廝殺，有的只是充滿智慧的你來我往，柔和而可愛，其結果是相互借鑑，共同發展！
不過，以上的傳說有明顯的漏洞。我們知道漢明帝時，道教還沒有被建立出來，人們不可能跨越時空，預知有一個道教團體，那麼道教、道士之說，也就是無稽之談。道教的出現，至少還要再經歷100多年，所以這則傳說的可信度也就大打折扣。就這一傳說本身來講，佛、道兩家在初期，確實很難被人們區分清楚，最後只能透過所謂的“鬥法”來解決問題。誰的“法力”高強，誰就是“正道”，敗下陣的一方自然就是“邪道”。諸如焚經一類的做法，體現了佛教在初期，不得不學著中國本土“法術”或“方術”的樣子，進行表演的無奈，這明顯遠離了釋迦牟尼時期以理服人、以道度人的平等傳教方式。代之而來的，是一種神秘主義的過分宣揚，與佛教真理的日益隱秘。這就更為佛教在之後中國化的程序中，輕教理而重形式埋下了一個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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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樣子很古怪（1）
佛教無論從理論和形式上，都與中國本有的文化大不相同。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說：“釋迦之教義……於吾國傳統之學說、存在之制度，無一不相沖突。輸入之後，若久不變易，則決難保持。是以佛教學說，能於吾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久遠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而不改本來面目者，若玄奘惟識之學，雖轟動一時之人心，而卒歸於消沉歇絕。”可見，佛教若不在未來的傳播過程中，主動改變自己，就不可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