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補給品行動慢故須先行”。
軍在大陸作戰，可以說談不上補給計劃與實施。戰場補給制度，應由上級向下級源源追送；負傷官兵，應由後勤部隊向軍野戰醫院接連。如此，始能經常保持部隊戰力及其機動性。至於戰場兵額補充，以往則絕無其事。高階司令部只指揮部隊作戰，對於補給事宜從不聞問，故我以打部隊番號名之，戰鬥間之消耗，有如工廠中之鍋爐然。要求它產生高度熱量，必須不斷加添燃料，在大陸因部隊戰力衰退而無補充，士兵體力疲勞過度致敗者，不勝列舉。
從權達變，以免遺患戰局
戰場瞬息萬變，令人莫測。各級戰鬥部隊長應以不變應萬變的原則，沉著應付；亦即先求穩當次求變化，把握戰機予敵重創。戰略之擬定，乃戰爭開端或某地區戰鬥實施的一個用兵構想。戰場變化多端，所擬定之作戰計劃不一定皆能一一達到戰略之構想，因之，戰略之運用必須靈活，隨戰場的變化而改變，不宜呆板，墨守原定策略。為應變迅速確實計，還應授權戰鬥部隊長，遇到非常變故時從權達變，以免遺患戰局。如下戰例：在同一戰略策劃部署之下，用在第三次長沙會戰則勝，用於衡陽會戰則敗。因第三次長沙會戰，敵主力用於攻城，我長沙外圍友軍亦能用命，適時形成反包圍形勢，敵處於不利地位迅即撤走，完全如我戰略構想。
衡陽會戰，敵有第三次長沙會戰失敗的前車之鑑，戰略改變。用兩個師團攻打衡陽，主力攻擊我衡陽周邊各點友軍，最後才調集三個師團兵力加入衡陽攻城戰。而我戰略，仍墨守成規一絲不變，坐待一點一點先後之慘敗，倘若不是第十軍能在衡陽奮戰，殲敵五萬，這一仗才丟人呢！
略談大陸軍事補給概況：除戰場無現場補給外，部隊戰鬥損耗後，以往有三個補充途徑：一為統帥部命令後勤及人事各承辦單位，指定某部隊補充之。二為統帥部各承辦單位，依據部隊損耗狀況，簽呈補充之。三為部隊長神通廣大，用人事關係或條件，由各承辦單位向上籤辦之。補充既然如此艱難，人微言輕之部隊長，則更難以得到補充，只好避免損耗儲存實力，“避免損耗者，不力戰也”。
以第十軍而言，自北伐以來，乃蔣公口袋中軍事王牌之一，無役不參。常德之役損失過半，竟半年餘得不到絲毫補充，足見統帥部那些大小幕僚們矇蔽欺騙其上，操縱把持其下，宵小弄權。或者，第十軍乃無人照顧之孤兒給忘了？衡陽會戰爆發，委員長蔣得悉第十軍常德之役後未曾補充，他老人家可能大發雷霆。因此，俞飛鵬部長親蒞衡陽，處理第十軍補給事宜，臨時抱佛腳，只能在糧彈器材方面補救。武器在重慶，遠水救不了近火；兵額則毫無幫助。補充兵須經訓練後才能發揮戰力，何況臨時也抓不到兵。俞部長能辦的就辦了，不能辦的就算了。這不是有計劃的作戰，而是敷衍塞責忽視其戰。
曾有外國高階將領評論我軍事制度雲：“我很奇怪，中國國軍有血氣能戰肯拼的部隊，有如在太陽之下滾冰球，愈滾愈小；投機取巧的部隊，反而有似雪地上滾雪球，愈滾愈大。”其意指我軍事當局，無是非無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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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私而誤國
北伐時期，我官兵正氣凜然，人人奮戰，絕少不盡職者，故戰無不勝。因俘獲敵之武器裝備及敵兵，自己補充尚有餘，上級司令部的指揮與補給方面皆顯示不出錯誤之處。江西剿共，部隊長失職者開始萌芽。抗戰軍興，至中期以後，部隊長欺騙、謊報、虛偽、避戰。逐漸加深。這類惡習之養成，乃有其因素在焉，如我前面所說，上樑不正下樑歪。我各級司令部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盲目用兵，在無有效策略應戰之情形下，只好用權力以上壓下，一再勒令戰鬥部隊長，限期達成任務。戰鬥部隊長不能如期完成使命時，則謊報軍情以卸責。上下不能坦誠合作，戰略與戰鬥不能密切配合，往往行成與戰略目的相反之後果。
與強敵作戰，不是有如去雜貨店買醬油一去就得，戰鬥之勝負，必須經一番慘烈搏鬥而後定，若敵我勢均力敵時，戰鬥時間勢必拖延下去。如衡陽之戰，敵人預計於一日之間攻克，事實拖延至四十七天之久。戰場上，上級對下級只能用有彈性方式指導部隊作戰，不可硬性限期強令戰鬥部隊完全任務。不能如期達成任務時，以軍紀而言，戰鬥部隊長是要負責任的，亦可能因此受到懲罰。在強人所難之情形下，戰鬥部隊長該是何種心情！不但對上級失去信心且產生怨恨心理，戰鬥不能達成上級要求時，只好違心謊報以傷亡慘重糧彈告罄，不能續戰。藉以搪塞其責。高階司令部真偽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