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動員娃娃讀了研究生。
我不敢奢望所有的朋友都聽我的，至少希望我的孩子創造“對金錢泰然處之，對學問一往情深”的奇蹟，爭取出幾個“牛頓”，出幾個“亞當斯密”，再出幾個“比爾蓋茨”。
我們時代需要能夠叩開世界科技、經濟和財富大門的頂尖人才，而不是拾人牙慧的模仿的跟隨的“一步落後步步落後甚至甘於落後的”的下三流人才。
一句話，我們要“沉得下來”，就像我們那代“飯都吃不飽，字都認不全”仍然苦學的“傷痕者”、“反思者”和“改革者”一樣。
當年，好在我有大學夢，好在有位堂兄當民師，好在我是“五分加綿羊”。
一般的農村娃娃，只讀了學校那薄菲菲的兩本書——語文、算術，而我卻在牧豬、牧牛，甚至撿狗糞的間隙，大量閱讀父親掛在屋樑上已經發黴的古印本《千字文》、《增廣賢文》、《水泊梁山》、《說岳全傳》及部分《古文觀止》，還有大哥的《林海雪原》、《紅旗譜》及八大樣板戲劇本。特別是樣板戲，直到今天，絕大部分臺詞依然倒背如流。因而，寫起東西來，自然具有“東風勁吹”的清爽和“紅旗飄飄”的火熱。
在那個“交白卷”的時代，在幾乎所有的老師都不太重視或不敢重視教學的時代，我的堂兄也是我的老師是個例外，他常常因為我們這些娃娃不好好讀書又不敢放手教學而痛心疾首，甚至嚎啕大哭。小學五年，我每天上下學都跟他一起，形影不離。在我幼小的記憶中，我這位堂兄老師沒有說一句髒活，沒有說一句落後的話，沒有寫一個不規則的字，沒有一分鐘不在盡職盡責，全身散發出“溫良恭儉讓”的君子之氣。在生產隊我們一起勞動，我聽人家說他是“一根筋”。如今，我堂兄快70歲了，據說政府給了民師晚年保障，好在還有一個講道理的政府。
因為堂兄教學的嚴謹執著，我小學五年從未得過“5分”以下，尤其是寫毛筆字從不馬虎，近乎苛刻；初中兩年絕大多數100分，偶有99分，老師也會按100分宣佈；高中兩年班主任宣佈好成績名單是以我的平均成績作標準的，考多考少，洪正舉都是“第一位”。一句話，老師們十分珍愛班上的“尖子”。多年以後，老師們仍然以之激勵學生髮奮讀書，“生子當如洪正舉”已在家鄉傳為佳話。
小學畢業有幸由村小保送到鄉中心小學讀初中，初中畢業幸遇恢復考試製度，又以全公社第一考上高中。
內江縣全安公社初七七級1000多名學生只有兩名學生兩科總分120分以上（數理化一科，語文政治一科）達到及格標準。如今，一位當農民（意指農村戶口），一位是年薪百萬的高技術人才，特大型企業總工程師。當然我也曾經作過特大型企業“臨時總經濟師”，只是年薪不到10萬，比我們邱茂同學少了十幾倍。
19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它的發展讓人驚愕、恐慌、不可思議、不可抗拒。紅衛兵打著“造反有理”的旗幟，打砸搶抄抓，橫掃“牛鬼蛇神”。在“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局面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以學為主，兼學別樣；既不但要學軍、學農、學工，也要批評資產階級”等“左”的思想影響下，廢止考試和升留級制度，學校成了重災區。
前後十年###，整整貽誤了一代人。從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沒有組織過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學。1982年人口普查統計表明，當年全國文盲半文盲多達23000萬人。
難怪，我的班主任唐松濤老師不無自豪地說：我教了10年書，第一次教出一名真正的初中畢業生。
升入鄉辦民辦高中（我們叫“農中”）後，開始接受同樣準備考大學的老師的教導。老師們和我一樣，上午教書，下午回生產隊勞動。到了晚上，老師們還得找出他們或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的已經泛黃的初中、高中課本重新學習，因為他們原來是村小民師，曾經“挨門乞討渡春秋”，靠學生家長交糧食度日。他們連教初中都有點勉為其難，何況高中，加之，是教參加高考的高中。
現在的學生只知道有“農大”，卻不曾聽說還有“農中”。就連鄉下的孩子說起“農中”也直搖頭。“農中”與民小一樣屬鄉村民辦性質，是由1950年代的私塾發展而來的，師資不是國家公派，而是由農民中推薦出來的老秀才和回鄉“知青”擔任。
“農中”一般為初級中學，像我們這種“貧困鄉村‘高階’中學”外國絕無，中國罕見。
邱茂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