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知道那幢3層樓的灰色房子很雄偉，那些大人穿起灰卡奇制服很洋盤。因而，夢寐以求的就是長大了穿灰卡奇衣服。
姨婆比我媽小八歲，那時還很年輕，她家孩子也很多，個個都長得白白生生的，穿得乾乾淨淨的。姨婆做的菜用盤子端上桌看起來有些炫目，盛進碗裡的乾飯一顆雜糧都沒有。
我們兩兄弟狠狠的吃了一頓飽飯。臨走時，姨婆拿出一大堆布茬茬，叫我們拿回去，說：“讓你媽拼接起來，可以做棉衣被套，裁縫鋪裡這種破布頭多得很，拼完了又來拿。”
從此，我們家的布券都拿去賣錢，很難得扯新衣服，十幾年來，我們幾姊妹的衣服、褲子、書包還有被單都是母親在油燈下用一塊一塊的破布頭拼接起來做成的。從此，我們不再挨凍。
二十年以後，到我女兒出生的時候我母親還習慣用小布條拼“巴巴”給娃娃做衣服做背裙。節儉早已成為家族，甚至民族傳統。
回家的路還是50多里，可能是吃了乾飯的原因，也可能是沒有背東西，走起來格外輕快。大哥說，姨婆讀過大學，他們家頓頓都吃光乾飯。
無法想象，頓頓都吃光乾飯。
或者是為了吃上光乾飯，或者是為了報復“半截鞋”，我在心裡發誓——一定要讀大學！
那年月，讀完高中也跟小學差不多，讀九年書除掉下午回生產隊勞動，除掉幾乎從來不考試，再除掉教高中的老師也只有初中文化，再除掉讀書被人譏笑，讀書父親要罵的負面影響。我看我的學生時代有效時間最多也就3…5年。
現在的孩子只聽過不好好讀書要捱打捱罵，一定不知道“好好讀書要捱打捱罵”，父親罵得最多就是“一天到黑給老子鬼畫符”，還有“老子讀了十幾年書，比他中央幹部還讀得多，還不是一樣挖泥巴，有球用呵”。
不過毛主席去逝前後幾年，四川農村的確諸事不順。
水旱不從人，種點水稻、苞谷“幹”成“索索”，沒有多少收成；餵豬豬死，餵雞雞瘟，一年半載總要分幾次瘟豬肉，一年半載總要去請外公吃幾次瘟雞。我想瘟豬瘟雞體內可能不會有“三聚氰胺”吧，要不，我們吃了好像沒事，有時饞了還巴望著生產隊死豬哩。
天災也罷。上面那些人還要經常用麻繩綁一串人來鬥爭，地主鬥來差不多了就鬥做“雞生意”的，鬥打“川牌”的。我聽那些“半截鞋”說：“打啥子吃啥子，給老子把川牌吞下去！”有點像傻兒師長處罰下屬“吃麻將”，那些龜兒子幹得出來吔。
還有就是沒完沒了的抓賭。記得我們生產隊幾個社員打“包穀籽”，就是“和”了牌贏5厘錢，因為世界上沒有5厘的錢，所以用苞谷籽代替，總之純粹“玩”；但上面的人說這是賭博。要所有的人把錢拿出來；那個時候的農民有多少錢，還不是你幾毛我幾毛，都給了上面的“半截鞋”。
好在我們在成都換“搭夥票”沒有被發覺，要不，我們也要挨鬥，也要捱整，說不定也會強迫我們吃點什麼怪模怪樣的東西，或者把你包包頭那幾個分分錢給你沒收了。
我撿過十年狗糞同時牧放十年小豬，不管是狗糞撿少了，還是豬放跑了都可能捱罵甚至捱打。記得有一年冬天，數九寒冬，因為讀《高玉寶》，讀到“高玉寶給地主放豬”讀入了迷，結果豬跑出去把生產隊的莊稼糟蹋了一點，父親狠狠地打了我一頓。在賣這籠小豬時，母親拿出一張10元的票子給我看：“五兒，看看嘛，這就是‘吆’了兩個月的錢”，當時沒有乳豬飼料，我們連買苞谷餵豬的錢都沒有，敞放，小豬就一隻雞那麼重，能賣幾個錢嘛。
隔壁趙大爺說：“洪五兒就是一根筋，這會兒，哪個還讀書嘛”。
從此，我在生產隊成了“迂腐仔”的代名詞，跟父親解放初期的名聲差不多。
不過，現在我的孩子也有人這樣評價，我聽起來很高興。我希望她不要因為“一碗乾飯”動搖把學問做穿的志向，更不能像她老爸那樣非得“為兩鬥米折腰”。
中國太需要一門心思做學問的人。我希望父輩已經創造生存條件的優等生多一些“碩士…博士連讀”。
原資中縣的縣委書記楊秀彬給我說：“娃娃讀得就是要讓她多讀書，不要急著叫她掙錢”，這位楊老弟的娃娃就是“本科…碩士連讀”，還有原內江市衛生局局長甘華平，最先他的娃娃想早點工作，他也怕娃娃書讀多了以後腦袋轉不過彎，我給他說：“只有書沒有讀進去才轉不過彎，因為他不知道如何轉彎，真正讀懂了，再大的彎都轉得過”，後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