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非常關心。只要劇組一提要求，大家立即想辦法滿足。我呢，也撂下筆，跟著跑前跑後，忙得不亦樂乎。我們都住在段甲嶺鎮政府院內，一塊吃機關食堂的飯，一塊談劇本，談人物創作。趙麗蓉精益求精的演技，開朗樂觀的情緒，處處為別人著想的言行，一直深深印在我腦子裡。直到在電視臺播出後，兩年時間，我什麼也沒寫，但這部電視劇裡融入了我的心血，我感到欣慰。《蒼生》雖然拍了電視劇，看的人很多，但肯定沒有我以前的作品影響大。這一點我心裡明白，也並不感到失落。時代變了，我已過了虛榮的年紀，只要鄉親們喜歡，我就滿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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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我已住到了“泥土巢”。這是三河縣委縣政府給我在縣招待所蓋的小院，在這個“巢”裡我要接著寫帶著泥土香味的作品。不僅自己要寫，還要讓有興趣、有才華的年輕人和我一起寫。三河沒出過作家，但我知道，這裡有苗子，缺的是引導和機會。回想我自己初學寫作時，也是悶頭亂撞找不到門路。《北京文藝》、作家出版社、巴人、蕭也牧的指導和幫助使我認識了文學的規律和自己努力的方向。這些我也要提供給三河熱愛文學的年輕人！我希望透過自己的努力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們。
以“播撒文學田苗，呼喚農村文學，扶植農村文學青年”為宗旨，我創辦了《蒼生文學》，到1998年底有三十四期了，它給了普通創作者一塊園地。這正是目前商品大潮中，許多文學刊物辦不到的。
我是個專職的文學工作者，放下自己的寫作，立志在農村這塊土地上搞文學綠化工程，才辦起《蒼生文學》這本刊物。假如沒有作者們熱心積極地給我主辦的刊物供應稿子，不實實在在地支援我主辦的刊物，刊物就會自生自滅，使當初我在三河縣文聯成立大會上所宣告的誓言和諾言變成空話。如這樣，豈不等於把我扔在前不見村落、後不見人煙的荒漠裡了！
當然，我還有造反的自由，可以知難而退地“逃跑”，可以停辦這個刊物。可是，我左思右想下不了這個決心。
我老了，再老下去就得死，這是誰也抗拒不了的自然法則。然而，文學事業不能老，更不能死。我太愛這個事業，愛得發昏，愛得成癖，愛了足足一生。這樣的深愛，將會跟我的生命並存亡。
我知道，有一天我死了，文學事業還會活著，這是一定的。我所擔憂的是，在我們人口眾多的農村裡，在我們三河縣，文學事業有可能出現那種不死也不活的局面，這也許是杞人之憂。不幸的是，我老這樣地胡思亂想。
要使文學事業在農村生根開花、不老不死、青春永駐，就須有新的、年輕一代的文學愛好者一個接一個、一批接一批、一代接一代地降生、長起。這才是我們這代人所思慮的至關重要的大問題！
一個叫陳紹謙的農村青年，患先天性心臟病，給我寫信訴說苦悶和絕望。看了信，我第二天便趕到他家，希望能幫助他鼓起勇氣，積極地生活。我鼓勵他拿起筆，把自己的哀怨傾訴出來。果然，這個勤奮而靈秀的青年寫出了不少好作品，有的還獲了獎。他在《蒼生文學》上發表了八篇小小說，在《北京文學》上發表了二十五篇之後，我覺得該為他出個集子。和我一樣，他是一個農家子弟，家裡沒錢，沒門路，要想出書談何容易。這種時候，只有拉下我這張老臉，替他拉贊助，找評論家了。有一個廣西某飲料廠，讓我做廣告，說一句“喝了××飲料，我還可以重新寫部《豔陽天》”，可以給我一百萬人民幣。我拒絕了。有的人可能不理解我的決定，現今是商品社會了，這有什麼呢？但在我的觀念中，這種做法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則。新加坡一個財團要出二百萬元買下我作品的所有版權，我不幹。我是中國人，作品當然屬於中國，將來有人要改編我的作品還要到國外買版權，這叫什麼事呢！但為了陳紹謙，我別無選擇，只能去找企業，而且一點不覺得不好意思。令人痛惜的是，陳紹謙，我年輕的朋友，沒有見到集子出版便去世了。有人問我既然如此，為什麼還一定要給他出書，人都死了，為什麼不為活人去忙。正因為如此，我必須幫他完成心願。不僅告慰死者，也為了鼓勵後來人。果然《陳紹謙小說集》出版後，文學青年紛紛寫信給我，希望能像他那樣寫作不息，將生命在創作中昇華。
文革後：活著與死去一紙之隔（4）
有一年回昌樂，我忽然想到一個叫李祥才的業餘作者。當時，他和我推著一個破腳踏車，沿江河崖採訪。後來我回北京，他還揹著一撂稿子來找我。記得他眼睛大大的，挺活潑。聽我問起這個人，陪同我下鄉的縣、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