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授意下，安徽都督倪嗣沖於1914年1月24日首先通電各省，倡議修改約法，實行總統制。各省都督、民政長群起響應。四川都督胡景伊和民政長陳廷傑通電說：“項城袁公，絕世之才，中外具瞻，天人合應，允宜屏息退聽，縱其展舒，若實行內閣制，俾元首退處無權，何異困蛟龍於溝壑，擊麟鳳以鉗鐵。”江蘇都督馮國璋說得更乾脆、具體，他說：中國“應於世界上總統總理之外，別創一格，總統有權則取美（國），解散國會則取法（國），使大總統以無限權能展其抱負。”
熊希齡副署解散國會的命令，本來已經受到社會輿論的責難；由於梁士詒掣肘，財政也陷於“萬難之境”，⑧更為重要的是各省軍閥聲討內閣制的調門愈來愈高，遂心懷退志，稱病請假。這對袁世凱本來是正中下懷，可以揮之使去。可是，這個陰謀家對利用完的工具往往要製造或尋找藉口，使其狼狽下臺，藉此既可對人誣以罪名，又可掩飾自己的陰險毒辣手段。
先是，熊希齡擔任熱河都統時，曾私取承德行宮寶物多件。民國後每一都統到承德，都以檢查為名，私取寶物，據為己有。這本是公開的秘密。清室內務府大臣世續曾將行宮所失寶物開一清單，呈報袁世凱，要求追查下落。袁有意壓下不發，束之高閣。當熊希齡稱病請假之時，北京的御用報紙突然刊登出“熊希齡行宮盜寶”案。熊寫信請內務部轉飭京師警察廳追究其事。警察廳將原信送地方檢查廳，檢查廳競在信上批道：“飭具訴狀，原件部回。”報紙上熊希齡行宮盜寶的新聞愈來愈多，掀起軒然大波。熊希齡深知沒有袁氏背後指使，內務部警察廳是不敢對現任總理如此不留情面的，遂上辭呈。2月12日袁照準，並派孫寶琦代理國務總理。
前此，熊希齡內閣的“大政方針宣言書”說得天花亂墜，什麼“司法獨立”，“教育改良”，等等。⑨實際上都是譁眾取寵，並沒有認真推行過，也不可能認真實行。以“司法獨立”一事為例，由於袁世凱抱“消極態度”，“致生出無限阻力”，“各省幾至全然辦不動”。⑩後來，雖然有些省、縣成立了法院，但因“用人未盡當，又系初辦”，產生了一些弊病。“遂貽舊派人口實，攻擊甚烈”，說“法院精神形式較舊日州縣衙署且有過之”。因此不僅袁世凱“頗欲盡廢新立法院，恢復舊制”，就是主持“改革”的司法總長梁啟超本人也以為“改革太驟”，“乃生反動”，轉而“從維持現狀上努力”了。＇1＇如今進步黨的計劃均成空想，所以在袁氏照準熊希齡辭職之後，梁啟超、汪大燮也立即連帶請求辭職。袁世凱假惺惺地再三慰留，不允所請。梁憤憤不平地說：“大政方針本出自予一人之手，前之不忍去者，實待政策之實行，今已絕望，理應辭職。”＇2＇後來，袁氏照準梁、汪辭職，但又故作豁達大度，不僅對“盜寶”一案免予追究，而且一再派粱士詒、楊士琦等人拜訪進步黨人，說明儘管將要實行總統制，仍然渴望與他們合作。進步黨人對袁世凱的一片忠心，得到惡報，自然哀怨不止；但仍沒放棄承恩邀寵的希望。不久，他們都抱著袁氏實行“開明專制”的幻想，受命擔任了新職：熊希齡為全國煤油督辦；梁啟超則擔任幣制局總裁，不久又被任為參政院參政；汪大燮改任平政院院長；經楊士琦勸說，張謇仍留任農商總長，直到帝制發生才請假回原籍。煤油督辦、幣制局總裁和平政院院長都是有職無權的冗職，只拿薪水，無事可作。
熊希齡下臺前夕，袁世凱已“根據政治會議的建議”於1月26日下令組織約法會議。按約法會議組織條例規定，議員六十名均由各省區及全國商會選舉產生，實際上都是由袁世凱指定，或各省都督保薦經他同意的。3月18日，約法會議在北海團城開幕。實到議員僅四十四人，馬良擔任臨時主席。議長、副議長都是由袁世凱圈定的，議員選舉只是形式。袁特地挑選孫毓筠為議長，用以表示增修約法並非北洋派的私意，“革命黨”也是贊成的。施愚擔任副議長。袁的機要秘書王式通為秘書長，後由顧繼任。孫寶琦代表袁臨會致詞，重彈《臨時約法》“束縛政府”的濫調。20日袁向會議提出增修約法大綱七條，大意說：“建設國家”應“因時制宜”，分為兩個階段：“增修約法為一時期，制定憲法又為一時期”。前一期為“國家開創時代”，後一期為“守成時代”。“開創之時，當多難之際”，與其徒飾美觀，“以挽救之責委之於人民，委之於議會”，不如力求實際，“得一強有力之政府以挽救之”。所以，七條大綱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即抑人民之權，申總統之權。＇3＇
根據袁世凱的大綱，約法會議匆匆忙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