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發還早萎，遲遲澗底松，鬱郁含晚翠。'我歷宦途二十年，觀世觀人，益嘆此語不謬。盼汝送大院君畢，他日隨師船歷練海洋，成就一個大人物，以為報國顯親之地，不願汝履虎尾以求名利也。”⑥袁世凱功名心切，聽不進堂叔的勸告。9月27日，他護送大院君從天津出發，10月5日抵漢城；謁朝鮮國王，面陳一切。大院君回國並沒有達到李鴻章預期的效果，徒然引起閔妃集團的惶惑和憤懣。閔妃集團不但剷除了大院君的左右，並以國王名義傳諭文武百官，嚴禁與之往來或私通訊件。袁世凱雖然多方調解，也無法緩和矛盾，只得“授應秘計三件”之後，⑦於15日離開朝鮮回國。
袁世凱到達天津後，李鴻章即諭令陳樹棠辭職，並奏請委派袁接辦，吹捧袁說：“查有分省補用同知袁世凱，膽略兼優，能知大體，前隨吳長慶帶兵東渡，久駐王京，壬午、甲申兩次定亂，情形最為熟悉，朝鮮新舊黨人鹹相敬重……若令前往接辦，當能措置裕如。”⑧李不希望袁接任後，蹈常襲故，單純照料商務，而企圖透過袁加強對朝鮮控制。所以他在奏摺中又要求提高袁的許可權，他說“袁世凱足智多謀”，“兩次戡定朝亂，厥功甚偉”，“茲令出使屬邦，尤須隆其位望，使之稍有威風，藉資坐鎮”，委以“辦理朝鮮交涉通商事務”，在頭銜上加上“交涉”兩字，“略示預聞外交之意”。⑨10月30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權代表，並以知府分發，儘先即補，俟補缺後以道員升用，加三品銜。⑩
李鴻章的超拔，使袁世凱感激涕零，立即上書表示仰賴之心。他說“卑府才力駑下，深懼弗克勝任，惟有仰賴聲威，敬謹從事，以期不負委任至意。”＇1＇袁保齡也感到此次“擢太驟，任太隆”，上書李鴻章表示：“兩世受恩，一門戴德”。＇2＇同時，指示袁世凱說，此後對“內意帥意（指清廷和李鴻章）均在用心察看，但有幾件事辦順手，則令聞日彰，聲望漸起矣”。又告誡說：“臨事要忠誠，勿任權術，接物要謙和，勿露高興，庶幾可寡尤侮。”＇3＇
11月13日，袁世凱赴朝鮮上任。在漢城成立公署，其隨員有西文翻譯唐紹儀（1860…1938）、劉永慶等二十餘人。（詳見第三章第三節）。
袁世凱一向主張加強對朝鮮政府的控制，在1884年鎮壓開化派以後，就曾發出“設立監國”的狂議。現在，李鴻章賦予他鞏固中朝“宗藩關係”的權力，又寫了一封信給朝鮮國王薦舉他說：“以後貴國的內治外交緊要事宜，望隨時開誠佈公與之商榷，必於大局有裨。”＇4＇袁認為實現他宿願的時機已到，遂以“欽命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大臣”的名義，極力推行李鴻章制定的政策，而且，遇事斷然措置，行險僥倖。李鴻章雖然看出他年少“不甚耐事，措詞過為危激”，但有時也不得不被他所左右。＇5＇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說，袁既是對朝鮮政策的推行者，又是制定者。
袁世凱在朝鮮活動的主要目標，是維護和強化封建的“宗藩關係”。他所採取的一切措施，都不脫離這個中心。到任之初，他故意顯示其特殊地位，拒絕與各國公使同席會議，且遇事直入王宮，驕橫專斷，盛氣凌人，處處以“上國”辦事大臣自居。比較重要的事情，沒有得到他的允許，朝鮮國王很難實行，儼然成了太上皇。
1887年8月，朝鮮國王決定派樸定陽出使美國，沈相學（後改派趙臣熙）出使英、德、法、俄、意五國。袁世凱認為派使出國有損“宗主國”體面，千方百計地阻撓破壞，先提出必須報請清政府批准再派，後又加上種種限制條件。朝鮮國王不顧袁的阻撓，斷然派樸定陽出國。這對於以“宗主國”代表自居的袁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挑戰。當時，派赴歐洲五國的使臣趙臣熙乃滯留香港，觀望形勢。袁主張嚴辦樸定陽，則趙必“畏罪”中止。後來，樸定陽返國，袁脅迫朝鮮國王懲辦，僵持一年多。最後，朝鮮國王為敷衍袁，只得將樸免職（不久又起用），派使赴歐洲的事也未實現。
此外，對閔妃集團與大院君之間的傾軋，袁世凱表面上居間調停，暗中卻支援大院君。他籠絡國王身邊的侍臣，結交宦官，探聽“宮中一切動靜”，＇6＇甚至企圖廢黜國王，另立新君，以大院君攝政。他的廢立計劃雖未實現，但影響頗大，從此閔妃集團與他的關係更加惡化。閔妃反過來進行驅逐他的活動。國王多次要求清政府撤換他，另“選一公正明識者”。＇7＇當時，日本、美國以及俄國正千方百計地破壞中國的“宗主國”地位，以便趁機擴大它們的侵略權益，閔妃集團的反袁活動，得到它們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