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
能參加在我國舉辦的最大的一次綜合國際體育賽事對我也是個挑戰。國聯部派給我兩個青年人：曹革和朱丹。曹革是個男青年，英語很好，還是個碩士生。朱丹是個女孩，是我北外的小校友，第一外語是泰語，第二外語是英語。兩個年輕人都很機靈、睿智。我很滿意。過了幾天，組織上又調北京貿促會秘書長兼國際部長袁斌同志參加到我們團隊，與我一起挑頭負責村內各代表團的工作。她也是我的校友，那時才35歲，一看就是個幹練、爽快的人。有了團隊，我們的工作就呼啦啦地展開了。
1990年10月，NOC團隊朱丹（左一）、張清（左二）、
袁斌（右二）、曹革（右一）在亞運村與焦若愚村長合影
記得在我剛接過工作時，組委會國際部的屠銘德同志就深有體會地告誡我，不僅外事口“婆婆”多，要多請示，勤彙報，而且組委會各個工作領域“婆婆”都不少，程式複雜，要有思想準備。我當時想，他來組委會時間長了，應看到了問題之所在。我心裡立馬繃緊了克服困難這根弦。但一干起來，才發現這種程式上的困難，大大出乎我的預料。
接待38個團6000多人，除了亞運村為運動員提供的食宿交通等基本條件外，運動員的各項實際活動，從訓練、競賽、遊覽購物、就醫看病到參加開閉幕式和國慶招待會等大型活動的聯絡組織工作都要求我們這個四人團隊管起來。工作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那個時候，面對重任，我們心裡真有點沒底。一是缺乏辦大活動的實際經驗。二是沒有現在的奧運會知識轉讓可以借鑑。但我相信活人怎麼也不會讓死任務難住，無非是摸石頭過河。我和我的團隊商量後，就決定先按原計劃進人，再進行培訓。
中央分管亞運會工作的主要領導是李鐵映同志。關於我們這攤國家和地區奧委會工作，他明確提出，要按地區成立相關片組，要抽調相關部門有外事工作經驗的幹部負責敏感地區和重要人物的接待工作。
為了物色這批幹部，亞運會組委會秘書長萬嗣銓和組委會負責幹部以及人事聯絡員工作的唐苑絮、王英蘭、葉寧、劉慶齊、雷蔭成等同志都花了大氣力，給予我們很關鍵的支援。他們不但四處聯絡為我們很快物色了38名有較豐富外事經驗的聯絡官，而且在我們上任之前，已對來自五大院校的500多名聯絡員（志願者）進行了先期培訓。
38名聯絡官主要是來自國家體委系統的司處級幹部和外交部系統包括部分參贊在內的14名外交官。他們中的一些同志，論經驗比我豐富，論資歷比我年長。但他們秉持著參與、奉獻的精神克服了食宿、交通等方面的巨大困難，與我們的500多名聯絡員一起，從外事最繁瑣、最基本的服務工作做起，贏得了各國參賽官員和選手的尊敬和稱讚。
開賽前半個月左右，透過組委會領導和北外、北二外、北大、北語、經貿大學等院校的共同努力，我們按計劃匯齊了包括38名聯絡官在內的共計577名聯絡人員。
人齊了，但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工作人員的食、宿、交通問題卻成了困擾我們的主題。那時候，有些領導特別是有些中層領導“官本位”傳統思想嚴重，他們只考慮如何照顧好國際奧委會、亞奧理事會的要員及王公貴族。這些貴賓固然應當重視，但這些同志缺乏對亞運會的主體——參加比賽的各國運動員和團隊官員應有的重視。所以在亞運村內既沒有強有力的國家奧委會服務中心，更沒想到這577名聯絡員還有個吃飯、住宿和交通的問題。當時的北京，亞運村周邊建築不多，還有待開發，用餐點少得可憐。村內既沒有安排志願者的工作餐廳，也不提供盒飯，每到用餐時間，這五百多號人就在村周邊“打野食兒”。大家辛苦不說，確實耽誤了不少時間，影響了工作。許多人抱怨說，哪怕中午給每位聯絡員一個盒飯也行，但由於報批程式的繁雜，最終只能每人發15元補助自己尋食兒了事。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北京亞運會的60個日日夜夜（3）
當年北京的交通網點不如今天這麼密集，公交車一早一晚運營時間更是受限。有些競賽專案的運動員一大早就要到場地熱身，有些比賽可能會一直拖到半夜才結束。但過早過晚都沒有交通工具，這可難為了我們的聯絡員。既然解決不了交通問題，我們提出應在村內設定一些臨時休息點，以供因比賽晚而回不了家的聯絡員急用。但也遇到了報批程式上的“瓶頸”。好在組委會領導張百發、何振梁同志親自過問，萬嗣銓、魏紀中同志上下溝通，多方奔走，在擔任村內各樓長